古代文论论述题（一）
古代文论论述题（一）
1、简述《文心雕龙》的基本结构。
《文心雕龙》素有“体大思周”之名，全书是研究写作指导，但立论从文章写作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出发，广泛涉及各种问题，结构严谨，论述周详，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第一著作。它的系统性和理论性在古代文论中独树一帜。全书五十篇，分为几个部分。开始《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为第一部分，讲“文之枢纽”，是全书的总纲。从《明诗》到《》二十篇，为第二部分，分述各种问题的源流、特点和写作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其中又有“文”“笔”之分。自《明诗》至《谐隐》十篇为有韵之文，自《史传》至《》十篇为无韵之笔。从《神思》到《总术》为第三部分，统论文章写作中的各种问题。
第二部分以文体为单位，第三部分则打破文体之分，讨论文学创作、文学构思以及鉴赏等等文学理论文体，互联系形成一个论述的整体。《时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五篇为第四部分。这五篇没有直接的联系，但都是撇开具体的写作，单独探讨有关文学的某些重大问题。最后，《序志》一篇是全书的总序，说明写作缘起与宗旨。
2、简述《闲情偶记》中关于戏曲创作的基本主张。
李渔在《闲情偶记》中总结前人的戏曲创作经验，从戏曲实践的各个层面对于戏曲艺术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他从具体的演出实际出发，重视舞台效果，对于戏曲文学和戏曲表演的论述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李渔很重视戏曲作品的结构，提出了“立主脑”的问题， 也就是在统一的主题安排下使得戏曲文学结构严密，脉络清晰。他将主题思想和结构联系起来论述，反对蹈袭前人，提出“脱窠臼”，主张在选择题材时要主意到新奇的题材，见人所未见。李渔要求戏曲语言要浅显易懂，特别注重宾白的创作，反对语言的迂腐深奥，要求语言要新奇洁净，少用方言，还要求戏曲语言要准确，符合人物的个性。在戏曲音律方面，李渔主张“恪守词韵”，但同时也反对太过拗口的音韵倾向。
3、什么是“以禅喻诗”?
“以禅喻诗”开始于北宋苏轼、黄庭坚等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改变了前人仅仅以参禅比喻学诗“工夫”的作法，直接以禅境比喻诗境，以参禅的“妙悟”喻对诗歌本质的领会。严羽在体会禅宗心法的过程中，使用禅宗特有的理论表达，认为诗的本质也是不可言传的，只能依靠“妙悟”。这样，他就使得以禅喻诗进入到了诗的本质层面上来，由此导出后人“诗禅等一”等等的说法，在佛教思想融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诗歌与佛理的融合虽然在早期就有，可唯独严羽能够将禅宗理论与文学现实相结合，不仅对于佛法的本土化作出了理论贡献，借助佛理，严羽也能够更深入的涉及到一系列以前没有被触及的文学理论问题，开拓了文学理论表达的视野。
4、简述《文心雕龙》“神思”论的基本内容
神思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论概念，它指的是在文学艺
术创作过程中作家的思维活动特点。在刘勰之前，已经有一些艺术家提出了“神思”的主张，比如东晋孙绰和刘宋时的宗炳。刘勰在《神思》篇中首先指出了“神思”作为艺术思维活动过程中生动丰富的艺术想象活动的具体情形：“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 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思”的活动无所不到，可以不受到具体环境的，超越时间和空间，具有无比广阔的活动范围，而且在整个“神思”活动的过程中，文学家的思维活动始终都是和客观物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同时，这种活动又是和作家的感情之波澜起伏联系在一起。当“神思方运”之际，“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对艺术想象活动的特点作了非常形象的描绘和相当深刻的概括，即“神与物游”，作为创作主体的心灵与作为创作客体的物的融合统一。
5、简述陆机的“缘情说”。
《文选》李善注云：“诗以言志，故曰‘缘情’。”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表达固然根植于传统的理论表达，但他用“情”代替“志”，被认为是古代文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表达。“诗言志”作为早期诗学的经典定义，其中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意义非常明显，经过汉代经学的阐释，“诗言志”被描述为一种特殊的理论表达。
在陆机那里，通过以“情”代“志”，扩展了“诗”的源初意义，以便更精确的说明诗歌的真正范围。“绮”本来意义指丝织品上的花纹，在陆机那里指的是一种特殊的文学风格。这种风格是纤细、“轻浮”的美， 描述色彩鲜亮，复杂而诱人的特点。沈德潜在《说诗粹语》中认为陆机的“缘情”说使得“言志章教，惟资涂泽，先失诗人之旨”。纪昀《云林诗钞序》：“知‘发乎情’而不必‘止乎礼义’，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
歧途。”陆机在曹丕“辞赋欲丽”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绮靡”的主张，这使得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进入到了一种整体改造的时代，对于早期的儒家礼教教条进行了自主的理论改造。同时，陆机和曹丕一样，将每一文体与某一特征联系在一起。各种文体之间彼此区别的原因是方式或者样态。而在这里又有一种更深刻的理论结果：把作家的特征和文学效果的特征杂糅在一起，体现出了今后在古代文论中重要的理论倾向，文学就是要把作家的内心状态充分传达给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