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的历史贡献及其人文精神

内容摘要：对中国古代藏书家的评价历来毁誉相参,且否定者居多。本文首先对所谓私家藏书的\"吝借性\"和\"重藏轻用\"加以分析，因其立足民间聚书不易，秘藏吝借的藏书家历代多有，但将藏书束之高阁，藏而不用的也并非多数。他们大多利用自己的藏书著书立说，或校勘刊刻秘籍以利后人，所以，轻易用\"重藏轻用\"来给私家藏书下结论是不准确的。他们非常重视自己藏书的价值，而且多方加以利用。私人藏书家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对典籍的保存、流播、完美、生产与捐公等方面；通过对私家藏书总体特点及其历史贡献的分析,充分肯定他们藏书活动中所体现出的人文精神。其人文精神表现在对文化价值的重视；对人格的追求；对社会的责任感。重视文化价值是私家藏书活动的基石，也是\"仁人爱物\"的一个前提；对人格的追求是私家藏书活动的人文精神在反文化环境里的集中体现；对社会的责任感不仅表现为私人藏书家千方百计地收集、校勘、刻印、保护图书，他们还以增值文化为己任,在版本学、目录学、辑佚学、校勘学、辨伪学、考据学等诸多的治书之学方面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历代的藏书事业，无论官藏、私藏或是寺观藏书、书院藏书均对中华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各自的贡献，甚至可以说，没有藏书文化，便不会有中国的历史文化。四大系统中,私家藏书又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的地位，正如浩瀚的海洋不可缺少涓涓细流的汇入,许多珍贵的典籍正是通过私家藏书这一绵延不绝的渠道得以保存和流传。这应是确定无疑的事实。然而，恰恰又是这看似铁定的事实在近代以来的诸多学者中却见仁见智、或褒或贬，纷争不断。由于有私家藏书秘惜不宣，旋聚旋散的现象，在许多著述中则被当作一种罪责看待，不少的藏书家也由此列归历史罪人。所以如此的理由说来十分简单：既然你藏了书，就该向公众开放，就该持之以恒代代不散，否则，因为你的聚藏而使别人看不到藏书，而使藏书经你之手毁散，你便有过失罪责，便愧对前期当世后代。在学人的纷争中，对我国历代私家藏书的功过是非这一重大问题迟迟不能给出一个大致公允的、合乎历史事实的明确说法。盖棺也不能论定，这或许不仅仅是历代藏书家的不幸，也是当今学术界的悲哀。

我认为,对一个群体的评价一定要用历史的观点分析,从它们的总体特点入手,通过对私家藏书历史贡献的分析，透过他们或平凡、或壮丽，或欣喜、或遗憾，或曲折、或精彩的藏书活动，不难发现深沉、浓烈的人文精神是中国古代藏书家的显著特征与内在品质。

一、私家藏书的总体特征

历代私家藏书系统的发展呈现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一是私家藏书是所有藏书系统中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系统，时代越后，藏书家数量越多，藏书规模越大。并且，藏书家的身份由早期以贵戚官僚为主越来越多地下移至普通士人布衣，藏书总量与朝廷藏书相比越来越占压倒优势。私家藏书构成了我国古代藏书的基础。

二是私家藏书的发达与地域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出版业发达程度密切相关，而与国家的政治中心关系相对薄弱，唐以后这种现象表现得尤为显著。汉以降私藏中心逐渐由西向东南转移，逐渐远离政治中心，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私家藏书事业持续繁荣、风景独好的事实很能说明这一点。就全国范围来统计，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其中尤以江苏、浙江、山东、福建为最，占全国藏书家的74%，仅江浙两省就占到·9% 。科举制度似与私人藏书结下不解之缘--历代产生进士、状元最多的地方也总是私家藏书最为发达的地区。以明清两代为例，明代共有状元名，其中浙江20名，江苏16名，江浙两省共36名，占总

数的40％强；清代共有状元114名，其中江苏49名，浙江20名，江浙两省共69名，占总数的60．5％。换句话，明清两代共有203名状元中，江浙两省占有105名，超过半数。天下文状元，二人有其一。据范凤书先生在《中国私家藏书概述》一文中统计，全国著名藏书家共4654人，浙江省有1062人，江苏省967人，两省共2029人，占全国总数的43.6％，足以说明藏书与地域及人才之间的密切关系。明清时期江浙文化的强劲优势显现无遗，江浙私人藏书中心持续繁荣的因果也就有了很有说服力的注解。这些虽是后话，但与唐宋时期私家藏书打下的基础也是分不开的。

三是个体地看，我国古代藏书家绝大多数出身于官宦，在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中明清510位藏书家，出身官吏者有286位，占到56·1% 。有祖孙、父子、兄弟叔侄、夫妻等关系的就有87家，也就是说至少有174位藏书家相互之间有亲属关系，占总数的34·1% ，超过了3/1。然而，私家藏书楼的寿限普遍较短，少则十数年，多则数十年，鲜有超过三代百年者。仍以《藏书纪事诗》为据加以统计，藏书三代以上者54家，占10%左右，藏书四代以上者13家，仅占2·5% 。天一阁的著名正可证明其是古代藏书楼中极少长寿的凤毛麟角。但宏观地看，私家藏书系统的生存机制极强，其分散零藏、彼此散聚、频繁兼并的特色，使其具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坚强韧性及\"西方不亮东方亮\"的广泛可适性。

四是私家藏书具有吝借性，因其立足民间聚书不易，藏书家具有开明识见为数不多，也仅有13家，仍占总数的2·5%，尽管，秘藏吝借的藏书家历代多有。但将藏书束之高阁，藏而不用的藏书家亦非多数。他们大多利用自己的藏书著书立说，或校勘刊刻秘籍以利后人，据对《藏书纪事诗》的统计，古代藏家有著述者208位，占40·8%，校勘刊刻这73位，占14·3%，再加上不吝借的13家，对藏书能加以利用的有294家，占总数的57·6% 。这些数字还是该书有明确记载者，实际情况还要超过这个数目。所以，轻易用\"重藏轻用\"来给私家藏书下结论是不准确的。他们很重视自己藏书的价值而且多方加以利用，只不过使用范围有限罢了。

二、私家藏书的历史贡献

探讨藏书事业的历史作用，若抽象泛言之，则可以说其对我国历代的文化、教育事业无疑起着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对国民素养的提高产生积极影响。还应该提及的一点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中的两大发明即纸和印刷术的发明，藏书事业在其中的催化和促进作用 实在应予充分的肯定。发明源于需求，正是缘于社会对书籍的广泛而大量的迫切需求，正是在以官、私藏书楼为主体的巨大需求市场的刺激下，纸和印刷术的发明才得以萌发并逐渐成熟、广泛应用。历史清楚地显示，唐代及唐以前的书籍市场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饥渴状态，处于一种典型的供方市场，直至宋明版刻大盛，才逐步扭转这种状况。历代大大小小的无数藏书家在忙碌于收书、藏书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充当了伟大发明的催生婆--一个光荣的角色，一份集体的荣誉。

藏书家的历史作为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同的考察角度得到的会是不同的结果，我们将视角固定在图书典籍上，不难发现，藏书家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对中国历代典籍的保存、传播、完善、生产与捐公上。 贡献之一，典籍的保存。这在秦汉时期即已有显著表现，秦始皇焚书坑儒及随后的严厉禁锢，使古代典籍遭受第一次大规模毁损，如此高压血腥之下仍有许多的藏书家敢冒杀头危险将大量藏于夹墙、地窖、山洞等处，为中国典籍的流传保存了至为宝贵的火种。西汉武帝首开征书之路。征集的对象主要便是这批民间藏书。\"百年之内，书积如丘山\"。也正是这批珍贵的先秦遗藏，奠定了汉王朝国家藏书的基础，并由此繁衍出以后历代无数的典籍，说藏书家的贡献巍如丘山，实不过分。

再以宋元刻本为例，今天保留下来的数以千百计的宋元刻本，它们中的每一种每一册都是历经众多有名无名的藏书家之手，如接力赛一般层层递传下来的，尽管在递传过程中因种种天灾人祸可能毁损惨重，

但这恰恰又说明了藏书保存的极大不易与艰巨。以单一藏书楼论，宁波天一阁是一个典籍保存的范例。虽有《四库全书》征书，近代失盗等重大减失因素，天一阁历经四百余年保存下来的明代地方志、登科录等大量明代典籍在当今世界仍是独一无二的孤本。清末杭州丁申、丁丙兄弟冒战乱烽火奋不顾身抢救出大量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业绩，更是突现了藏书家不畏牺牲、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江南三阁，文澜独存，这实在是藏书家树起的一座丰碑。

古代藏书事业的各个系统之间有着必然的或多或少的关联与相互影响，尤其以私家藏书对官府、书院、寺院等系统藏书贡献最为突出。在藏书来源方面，官藏与私藏各自从对方获得补充和支持。汉代以后历代向民间屡次征书即是官府藏书获取私藏支持的例证。历代战乱或政权更迭后大伤元气的皇家藏书体系多赖民间众多藏书家聚沙成塔般的支持而得以重振声势，后来居上。而私家藏书也曾通过获得朝廷赐书或借抄皇家秘阁藏书等途径不断地丰富内容扩大规模。双向交流还是以前一种为主。

贡献之二，典籍的流播。主要可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借阅之途，从北宋的李氏山房到清末的古越藏书楼，不少的藏书家通过向公众、社会开放形式，捐私产为公益，以传布为己任，使一家之藏为众人所用，《南齐书·文学传·崔慰祖》记载：\"崔氏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多来从假借……亲自取与，未尝为辞。\"宋代宋敏求藏书三万多卷，以慷慨借书于他人闻名一时。周永年撰《儒藏记》，倡导藏书的开放流通，并与他人一起创建\"借书园\"，专门供人阅读。长沙的顾陛升则认为如果藏书不能为他人阅读，则是徒藏书之虚名，所以家门前几乎天天门庭若市，借书者天天都有。宋咸熙有《借书诗序》说：\"藏书家每得秘册，不轻示人，传之子孙，未能尽守，或守而鼠伤虫蚀，往往残缺，无怪古本之日就湮没也。先君子藏书甚丰，生时借抄不吝。熙遵先志，愿借与人，有博雅好古者，竟持赠之，作此以示同志。\"扩大了典籍的受众面与利用率，也促进了知识的传播 。这样的藏书家虽然为数不多但也十分值得肯定。

二是借抄之途。从借出方看，藏有者不以珍稀为秘，无私提供底本，使一书由此而复制出更多的副本。在古代通讯、交通俱不发达的条件下，通过许多人的辗转借抄，一本书不仅可以化作千百本，还可以跨越时空的阻隔而四处传播 。从借抄方看，历代几乎所有的藏书家都借抄过书，许多人借抄的书数以千计。他们或抄自官藏，或源从私家，或亲自动手，或雇人代劳，千方百计，孜孜以求，借抄的目的或许仅为丰富和增加自己的藏书，但成百上千的藏书家经年累月的抄写，其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的威力该有何等大!无数双抄书的手汇合犹如开动了一架永不停歇的印刷机，为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无数的抄本书来。这种\"无意插柳柳成荫\"的效应极大地丰富了民间私藏，增加了我国典籍抗灾祸能力，以致当许多书的刻本毁灭绝迹时，惟赖抄本书的存在而得再续流传。明代汲古阁影宋本及其它藏书楼的不少影宋本保留了许多已失传宋刻本的面貌也是很好的证明。

三是刊印之途，中国古代的出版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便是刻印书依据手稿的不多，而以现成图书为样本的却占有很大比例。于是，藏书家便拥有了刻印书的重要资本，因此，历代出版家中藏书家占据了甚大比例和重要地位。五代后蜀的毋昭裔由藏书而刻书，开了一个漂亮的先例，此后，历代藏书家中多有热衷于书籍刻印者，明代的毛晋、范钦，清代的鲍廷博、纳兰性德、黄丕烈乃至的刘承干等既是藏书巨擘，又都是出版大户，他们各自利用丰厚的藏书，富足的资财刻印了品种繁多，质量甚佳的图书。藏书家刻书应该说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特色和好传统，它对于我国历代典籍的延续与传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也有一些藏书家受自身条件，有刻书之心而无刻书之力，他们能走的便是奔走呼号，竭力倡言有力者刊行传布。清代的黄俞邰、周雪客是为典型代表，他们为使珍籍得到广泛流通，不致因意外灾祸而一朝湮灭，在自己无力刊刻的情况下，精心挑选了家藏中罕见流传的珍秘之书96种编成书目，联合向全社会公告征求刊刻者，表示愿无偿提供家藏珍本为刊刻底本，有意者可任意选刻一种、数种或数十种。\"各随所好，共集大成，不但表彰前贤，抑且嘉惠来者\"。这就是著名的《征刻唐宋秘本书目》的由来。该书目自发布后，响应甚众，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取其22种经书刊行，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也选其9种珍本刻之，甚至连皇家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也慕名前往，按书目选取了不少史子类珍籍刊刻。

贡献之三，典籍的完美。仁人爱物，珍惜字纸可以说是我国儒家文化的一种悠久传统，体现在藏书家身上，便是普遍的毫无例外的对图书的宝爱、珍惜、视若生命、护如眼目的情结。归结起来，历代藏书家对图书从形式到内容的完美追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图书的爱护。远在北齐时代，《颜氏家训》中\"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的训诫便已明确提出将爱护图书视为士大夫必备美德之一。宋代的司马光\"所读之书终身如新\"，也在于其爱护书的万分用心，如几案必洁净，翻阅务轻柔，捧读必填衬方板以防手汗污渍、揉伤纸张。元代的赵孟頫、更总结了读书护书\"八勿四随\"的真经，即\"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随损随修，随开随掩。\"后之藏书家如明之邵宝、姚咨，清之汪宪、杨继振等均将《颜氏家训》或赵孟頫的上述诫语刻成藏书章钤于自家的藏书，也表露了他们心同前贤、珍惜典籍的心情。更有许多的藏书家以\"性命轻至宝重\"、\"后人观之宜加珍护\"、\"愿流传勿污损\"、\"勿恣意涂窜\"、\"凡我子孙宜珍惜宝爱\"等印文警示同仁后世务必宝惜典籍。至于像毛晋祈祷\"在处处有神物护持\"，黄丕烈年年祭书祈求天助神佑，张蓉镜在宋版书上用鲜血书\"佛\"、书\"南无阿弥陀佛\"、\"惟愿流传永久，无水火蠹食之灾\"，江标刻长恩像藏书印乞求神灵护佑，孙从添置春宫画于书柜内以驱蠹虫等做法，虽不无迷信、愚昧之处，但也从另一角度反映了这些藏书家护书惜书如痴如狂的极致心态。对不可知的天灾人祸虫害的畏惧与无奈迫使他们于深深的爱恋与惶恐交织中出此下策，企求以万分的虔诚感动苍天神灵护佑自家藏书平安。

为了保护藏书的完好，更多的藏书家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从民间汲取智能为己所用，种种图书保护方法遂不断创出，有些并一直被袭用到现代，如古籍的曝书及中草药防虫等。早在宋代，藏书家赵元考即采用寒食面与腊月雪水调和粘书，据说此法可以使书不蠹。明代的天一阁及其它一些书楼则一直采用芸草夹书以防虫。清人方功惠藏书必以东丹笺作副叶，因其可以避蠹。孙从添《藏书纪要》则详尽介绍了皂角炒末可避鼠害，炭屑、石灰、锅锈铺地以驱白蚁等藏书保护方法。叶德辉用以避虫蚁的则是雄黄、石灰等物。陆烜修补古书别有心得，其《梅谷随笔》中介绍：\"修补古书，浆粘中必入白芨，则岁久不脱\"。黄丕烈颇为独创的书籍\"复背护持法\"自得，他认为古书经如此处理可增强牢固度，不致因频繁取阅而损毁。

藏书家并普遍重视对藏书的装潢，把这看作是保护珍籍善本的一种有效措施。许多时候，书籍的装潢费往往超过买书价，藏书家在这一点上惊人的豁达慷慨换得的是典籍的美备与新生。如宋版《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一书，黄丕烈购得时破烂特甚，蠹鱼数以百计，缺叶及无字处每册俱有，黄遂择良工精加装潢，费时近两年始补装一新，其工费已倍于买书价而达百余两银。而黄丕烈为元刻本《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一书支付的裱托装潢费更高达购书价的数十倍。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许多的古籍假如没有藏书家及时、精心地妥加整补装潢，或许早在数百年前便绝灭人间了。

二是对图书内容的校勘补正。由于历代辗转抄写或刊刻的误失，古书中几乎没有不出错讹的，\"无错不成书\"之谚即是这一现象的归纳。对此现象，几乎所有有能力的藏书家都会自觉而欣然地担当起校书纠误的职责。他们基本以自家藏书为校勘对象，或孤军奋战，或相互切磋，长年累月地进行着无休无止的校书工作。可以说藏书校勘是藏书家普遍也是最艰巨最乏味的日常性工作之一，却偏偏有那么许多的藏书家乐此不疲，老死无悔，这便是精神的力量所在。正是对典籍负责，对子孙负责的崇高的使命感支撑着无数的藏书家默默无闻地矻于陈编烂简中，从事着这种为人作嫁衣的苦差。历代藏书家辛勤校勘古籍、补阙订讹的事例实在不胜枚举。仅在清代，藏书家中精擅校勘、成果显著者便有顾广圻、何焯、钱大昕、黄丕烈、吴槎客等不少人。如顾广圻，这位清代校书第一大家，一生中校书无数，黄丕烈、孙星衍等诸多名家的藏书特别是刊刻之书多委其精校，以确保所刻书之高品质。夏宝晋在其《墓志铭》中称其\"雠校最精，为当世所贵。……补亡纠缪，顿还旧观，有功于古人甚钜。\"是为确评。如吴槎客，同时代的黄丕烈赞其\"藏书甚富，考核尤精\"，常与同好切磋探析古籍中的疑误。如黄廷鉴，自述\"余三十年来所校古籍不下五六十种\"，为的是\"从讹谬中力开真面\"，恢复古书本来面貌。五六十种书的校勘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须知，为一种古籍的校勘，许多的藏书家往往需埋首故纸、昏天黑地地耗费数年的光阴。明代的赵用贤为校五卷本的《洛阳伽蓝记》，先后用了八年时间，以五种不同本子校雠，共改正误讹增补遗漏860余字，方使这本不算太厚

的书成为完本。无独有偶，清人周叔平校《三朝北盟会编》一书也用了七、八年时间，同样的备尝艰辛。其好友王春敷述其校书缘由称：周叔平\"于此书尤珍惜之，而恨其鱼鲁帝虎，前后错杂，几不可句读。因博访藏书家有是书者，不惮委曲借校，如也是园藏本、东皋柏先生藏本、及浦氏、仲氏诸家本，互有是非，从其是，剃其非，前后积七八年订讹补阙之功，始得文从字顺，可谓勒矣。\"(瞿良士《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卷二)他如黄丕烈之校《国语》、严可均之校《商子》等，俱是数年艰辛，一朝美备。精校出善本，流传至今的历代典籍，其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藏书家的心血汗水。

三是对残缺图书的搜访集全。对历史留传因种种原因导致残缺不全的图书，许多的藏书家总是沤尽心血、刻意觅访，冀期以自己的诚意与努力使尽可能多的残书在自己手里破镜重圆、完美再现。陆俨山、黄丕烈的言论可以说是藏书家普遍心声的代表，明人陆俨山称其之藏书即使残书亦收，以冀他日之偶全。黄丕烈在解释自己何以重视收购破烂不全之书时说：

\"不全者或待残缺之补也。\"\"如遇不全本而弃之，从此无完日矣。故余于残缺者尤加意焉，戏自号曰'抱守老人'\"。(《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一、卷六)天降大任，藏书家众心一致地将拾残补阙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明代的赵琦美购得李诫《营造法式》残帙一部，中缺十余卷，为补全此书，其从此心存块垒，寝食不宁，仆仆遍访于藏书名家、书肆、秘阁，艰辛曲折历时二十余年，终使该书幸得延津之合，臻于完美。徐勃旧藏《辍耕录》一书，缺第一册，其苦觅之十数载无以补全，最后在友人高景倩帮助下，于所购杂书中找到该书半部残本，配成完书。又，其家藏《艺文类聚》缺四册，\"每有查考辄恨其摧残非完书也。\"也是经本人不懈搜访，数年间或搜购自书摊，或受赠于友朋，终以三残本凑成一完书。徐氏藏书中经其拾残合全的书尚有《华阳国志》、《何氏语林》等不少。

在清代，钱谦益藏宋版《后汉书》缺两册，郁礼藏厉鹗《辽史拾遗》手稿少50叶，两书最终得以分别复原也多赖书主留意遍访，从面铺、街头抢救出被当作废纸的残余，传下了合浦珠还的书界佳话。法式善从老妪补窗破纸中捡得明万历二十五年顺天乡试录三十九叶残余，虽未能补全，但其拾残惜书的精神同样值得赞赏。

贡献之四、典籍的生产。即指利用藏书在治学探索的基础上，以著述、汇编等形式创造编著出新的典籍，为民族文化增添新的内容、新的财富，提供更多积累。在这一点上官私藏书楼均成果斐然，各有千秋。以官府藏书讲，历代诸多类书如唐之《艺文类聚》、《初学记》，宋之《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明之《永乐大典》，清之《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等长编巨制无一不是直接利用藏书的产物。以私家藏书论，历代藏书家艰辛搜访、精心汇编的专题巨著如朱彝尊《词综》、黄宗羲《明文海》、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张月霄《金文最》等，及大量的地方文献汇编如《四明丛书》、《金华丛书》等，均是利用藏书的显著成果。著述方面，如叶梦得、郑樵、赵孟俯、王世贞、归有光、胡应麟、胡震亨、谈迁、顾炎武、黄宗羲、钱谦益、朱彝尊、杭世骏、全祖望、万斯同等大家名篇迭出、著述等身，俱系利用藏书的巨大支持而各铸辉煌，名重文坛学界。至于清代编修《四库全书》这一划时代的鸿编，更是官、私藏书楼各逞所长、珠联璧合、共襄其成的范例。

贡献之五、典籍的捐公。进入现代，众多的私人藏书家爱国为公、服务民众的意识更加强烈而自觉，他们纷纷以私藏捐奉国有，难以数计的私家藏书遂以百川归海之势汇聚各级各地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等国有图书收藏机构，藏书家以自己慷慨无私的壮举为中国私家藏书楼的历史画上了的句号。 那些捐献私藏的可敬可佩的现代藏书家实在有太多太多，他们的光荣代表中有-- 梁鼎芬，1919年卒后由其子捐献藏书600余箱给广东省立图书馆。 梁启超，1929年卒后其饮冰室4万余册遗藏永远寄存北平图书馆。

傅增湘，1949年卒后其双鉴楼藏书分别捐献北京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 周叔弢，建国后先后五次共向国家捐献藏书九万六千余册。

潘世兹，1951年将其父宝礼堂全部宋版珍本从运回，捐献北京图书馆。

此外，如胡朴安、叶景葵、徐行可、李子廉、李文汉、蔡敬襄等人的藏书分别捐入了上海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等。

在浙江，留存现代的著名藏书楼如范氏天一阁、刘氏嘉业堂、孙氏玉海楼、黄氏五桂楼、冯氏伏跗室、朱氏别宥斋、余氏寒柯堂、李氏萱荫楼、王氏冶庄楼、张氏铁如意馆等数以百计的私家藏书楼在建国后踊跃将各自的珍藏乃至自家藏书楼捐献国家，浙江图书馆丰富而具特色的古籍藏书中，私家藏书的捐赠构成了主要的基础。

清末，陆树藩将皕宋楼珍藏顷数售予日本静嘉堂文库，令国人疾首扼腕，痛惜不已。这一世纪悲剧从反面警醒、激发了无数藏书家的爱国、爱民族的情感，随后不久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售归江南图书馆的事例便是鲜明的参照。对许多以各种方式将藏书售予各类国有图书馆的藏书家，人们同样抱有敬意与感激。 私家藏书楼的历史使命因现代图书馆的崛起而结束，私家藏书楼的生命却因融入了现代图书馆而永续延绵、生机无限。私家藏书的作用与贡献也因此无有穷尽。

用这么些篇幅来例证、表彰历代藏书家对中华典籍保存、护惜、流传之功德，并不意味一好百好，对其历史的局限、人格的弱点视而不见或捈脂粉饰，恰恰相反，正是为了全面地、历史地、恰如其份地评价藏书家的作用，才必须理直气壮，实话实说。先前对于藏书家的历史贡献的表述太过简略、空泛，而对于藏书家的一些缺失则似过多显夸、过多指责、过多苛求。藏书家中较为普遍存在的秘惜吝借等缺失相对于他们的历史贡献而言，只是大河中的支流，森林中的灌木。

三、古代私家藏书的人文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中，包含着一种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现代理性精神。上薄拜神教，即对人的重视，而对人来说，文化最重要；下防拜物教，即节制物欲，追求自身素质与道德修养。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所谓以人为本位即是以人为出发点并以人为终极关怀，进一步说，在私家藏书活动中，人文精神主要表现为：对文化价值的承认和重视；对人格的追求；对社会的责任感。 1、 承认并重视文化的价值

这是\"仁人\"的前提。儒家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价值，又承认文化的价值。《孝经》记述孔子之言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强调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荀子宣扬\"人之所以为人者\"。 儒家承认人类是天地所生的，而肯定人本身具有优异的价值。这是儒家学说的一个特点。儒家这种以人为本位的思想观点可以称之为具有人文精神。儒家认为人比其他动物都要高贵，人是天地的主宰，这无疑是人类自我认识的一个重要阶段。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类文化的产生，所以对人的价值进行肯定的前提就是对文化的价值的肯定。肯定以后就是对文化的自觉传播与宣扬。孔子就自觉地以宣扬文化为己任，《论语》记载：\"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私家藏书的人文精神首先是对文化价值的肯定：文化对于人之为人的意义，文化对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的作用，进而体现为对文化的保护与运用。

正是处于对文化价值的正确估价，使得私家藏书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春秋末墨子南游卫地，\"载书甚多\"。战国时期的惠施已经有意识地藏书，\"其书五车\"。苏秦等也是私人藏书的早期代表。藏书的规模也逐渐扩大，河间献王的藏书竟然丝毫不逊于皇家藏书楼。河间献王刘德、淮南王刘安等人的家庭藏书已设有专门的藏书楼以放置。校书、编目活动大多发轫于此。魏晋南北朝时，纸的使用已相当普及，引起图书生产的，图书流通量的增加激发了藏书家们的收藏积极性。藏书在士大夫中间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个人藏书数量也大为增加，有的已超过万卷。唐代，科举制度的实施极大地刺激了民间读书应试的积极性，而当时教育事业的不发达又促使稍具条件的家庭热衷投资藏书以供自学，由此便有了私人藏书的一个黄金时期。此时，我国的学术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佛教典籍的翻译和道教典籍的抄写传播也成为私家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价值和藏书观在此期开始有了分化。 2、对人格的追求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因为具有的意志，也就具有的人格。孔子说：\"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其所以要辟世、辟地、辟色、辟言，即为了保持的人格。孔子不忍辟世，而采取了辟地、辟色、辟言的态度。孟子提出\"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他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引曾子之言，强调道德人格的崇高价值，认为人应提高道德的自觉而不屈服于权势。这是对于人格尊严的高度肯定。《儒行》云：\"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刚毅有如此者。\"可杀而不可辱，宁死不屈，这正是对于人格的强烈坚持。

对人格的追求在私人藏书家身上表现为不屈服于严酷的政治环境，致力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最为典型的就是秦朝焚书施行后藏书家人文精神的体现。公元前213年，李斯提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秦孝公在商鞅的教唆下也\"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也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环境是如此严酷，但是私家藏书者不畏权势、坚持人格的人文精神反而彰显无遗，许多人冒着牺牲的危险，在墙壁中、山洞里、地窖内，保存了珍贵的文化典籍。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序》里不无感慨地说：\"《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私家藏书的功劳可谓大矣。 3、对社会的责任感

孔子面对隐者的讥讽而叹息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就是肯定，个人对于社会是有一定责任的。孟子以\"平治天下\"自负，他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固然表现了傲慢自大的态度，也表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孟子虽然不得志于当时，但对于后世却发生了深沉广远的影响。唐代韩愈谏迎佛骨，被贬之后，作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表现了对社会国家负责的刚直气概。北宋范仲淹有两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后世所传诵。张载自述学术宗旨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真诚的社会责任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的重要内容。坚持人格尊严、重视社会责任心，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主要内涵。不将私藏的图书据为己有，而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藏书的作用，保持文化的增殖，也是私家藏书活动人文精神的体现。

前面说过，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中，包含着一种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现代理性精神。上薄拜神教，即对人的重视，而对人来说，文化最重要；下防拜物教，即节制物欲，追求自身素质与道德修养，体现在藏书家身上，有不执著于书籍本身的涵义。许多藏书家作到了\"仁人\"，不是简单的表现在乐意把书借给他人阅读。出于更高的社会责任感，在许多的藏书家心目中，刊刻古籍是流布藏书的最佳形式，

也是服务社会、流芳百世的至高境界。清人张海鹏认为\"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晚清著名儒将张之洞的《劝刻书说》反映的也正是这种藏而刻书利他惠人的高尚境界。通过藏书的传播（抄写、借阅、刻印、交流），文化的价值得以增加，文化的影响得以扩大，私家藏书的人文精神也得以淋漓尽致的体现。

笔者认为私人藏书家上述五点贡献中,利用藏书生产建设藏书最为难得,即以著述、汇编等形式创造编著出新的典籍，为民族文化大厦添砖加瓦，提供更多积累。

他们最为突出的贡献就是治书之学成果丰硕。早在汉代，由刘向、刘歆父子编《别录》、《七略》开始，我国就已建立起校勘学、目录学、辨伪学等治书之学，训诂学似乎还要早些。纵观中国文化发展史，不难看出，在宋代以前，组织的图书整理校勘活动较为频繁，伴随着一次次大规模的图书征集、整理活动，诞生了一部又一部皇家秘阁书目。但宋代以后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校雠篇》统计：汉代校书七次，魏吴两晋六次，南北朝十余次，唐代四次，宋代五次，接下来则是一大段空白，最后仅剩下清代修《四库全书》的一次。是不是宋代以后就没有图书的校勘、辨伪、训诂、编目等活动了呢？显然不是。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发展，图书数量急剧增加，治书之学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在新形势下，向更广和更深的方面发展。许许多多的私人藏书家和刻书家分散进行的民间图书整理活动日趋发达。个体化、专门化的图书校勘活动逐渐增多。唐宋以后，版本学、辑佚学蓬勃兴起，随即与原有的校勘学、辨伪学、目录学等结合在一起，在学术研究上远比原来的校书活动更为专深细致。这些活动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了清代达到鼎盛，涌现出一大批学术水平极高的校勘学家、版本学家、目录学家、辑佚学家或称考据学家。他们在各自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反映在图书的出版印刷上，就是大大提高了刻书的内容质量，并推出一大批私家目录和私刻丛书。

私人编纂的目录最早始于南朝齐王俭的《七志》和梁阮孝绪的《七录》。原来的数量、种类都不能与官修书目相比。到了宋代，随着私人藏书和私人刻书业的发展，私家目录超过了官修目录。

现存最早的宋代私家目录有三部：一是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该书目每部都有总论，即大序；每类有小序；每书有提要，考订学术源流，多精到之论，成为后世整理古籍，考释亡佚的重要依据。该书目有两种版本：一为宋理宗淳礻右 九年（1249）衢州刻印本；二为淳礻右 十年（1250）袁州刻本。二是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陈氏长期在出版印刷业兴盛之地闽、浙、赣作地方官，又任国子监司业，博览公私藏书，故着录图书3096种，51180卷，超过了南宋的藏书目录。特别是创立了解题和记录版本的先例，是对古代目录学的重要发展。三为尤袤的《遂初堂书目》。该书目着录之书，均为尤氏亲见，可查到当时流行的名称版本的图书及其流传和印刷情况，仅版本名种就有旧监本、秘阁本、京本、杭本、川本、成都石刻本、高丽本等18种之多。此书为第一部版本目录，有人认为版本学研究由此发凡。 私家目录的发展还表现在其类型和数量上远远超过官修书目。特别是到了清代，私家藏书目录和研究藏书的学术成果不胜枚举，仅钱曾就先后编就《述古堂藏书目》、《也是园书目》和《读书敏求记》，后者专记宋元精椠或旧钞，共着录634种书，详加考订，兼及作者作品之评论，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提要式善本书目。书中提出从版刻字体、纸张、墨色等不同特征以考定印本年代，从初印、重印、原版、翻刻等方面去评定版本优劣，开拓了版本学、目录学的研究领域。私刻丛书现存最早的综合性丛书是宋宁宗嘉泰年间（1201~1204）俞鼎孙、俞经合编的《儒学警悟》和左圭于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编辑刊印的《百川学海》。明代丛书有包罗四部的《说郛》、《格致丛书》、《宝颜堂秘籍》；有专收一类的《子汇》、《古今逸史》；有按时代划分的《汉魏丛书》、《唐宋丛书》；有按地域划分的郡邑丛书《盐邑丛书》、《四明丛书》。到了清代丛书内容日益精粹，绝大部分为私家所刻，如《通志堂经解》为经籍丛书；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为辑佚丛书；孙星衍的《平津馆丛书》为校雠丛书；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为版本丛书；孙衣言的《永嘉丛书》为郡邑丛书；王谟的《汉唐地理书钞》为断代专科丛书；王夫之《船

山遗书》又为自着丛书。据《中国丛书综录》所收，不包括佛道藏，古籍丛书有2797种，收书381部，其中大部分为明清时代私家所刻。

上述私家书目和私刻丛书，可以说是私人藏书家进行古籍整理和古书刻印活动的成果，而目录学、版本学则是这些实践活动在理论上的总结。私人藏书家在书目编制、藏书鉴跋、藏书楼建筑等方面的种种创新又反过来影响和完善着皇家藏书制度，如宋代目录四杰晁公武、陈振孙、尤袤、郑樵等各自在书目编制方面的非凡成就均对后世官藏书目及国家书目的编制产生相当影响。又如清乾隆时期皇家四库七阁建筑以天一阁为样版仿造也实在是最好不过的证明。

私人藏书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人文精神也是值得认真研究充分肯定。正如后人所说：如果没有这么一支数量大、文化素质高、事业心强、态度严谨的藏书家刻书家队伍，没有他们所建树的一切，流传下来的古籍肯定没有这么多，古书的质量也不会这么精，古籍的作用肯定不如现在这么大，校勘学、版本学、考据学、目录学以及古籍整理工作的发展水平，肯定达不到现在这样的高度。我们应当为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么一支庞大的藏书家刻书家队伍而感到自豪！ 参考文献：

任继愈 萧东发主编 《中国藏书楼》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年 傅璇琮 谢灼华主编 《中国藏书通史》 宁波出版社 2001年 张秀民 《中国印刷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