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预防健康知识范例

疾病预防健康知识范文1

糖尿病是一种现代临床医学上的常见病症，并且随着现代人群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发病率有持续提高的趋势，并且其发病人群年龄下限也在不断降低。。而在临床上，糖尿病也是一种难以根治的疾病，患者即使痊愈后也需要通过长期服用药物对病情进行控制。[2]

而对糖尿病患者采用积极的教育方式帮助患者从生活习惯以及致病机理上提高糖尿病的治疗效果和预后康复，也是近年来临床推广的一种新型治疗模式。。

1.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2015年8月至2016年9月中收治的糖尿病患者200例，按照患者的入院顺序将其分为教育组和对照组。所有患者出院后由患者所在社区服务站与院方相互配合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和管理，相关医护人员根据患者以及社区的不同情况定期和不定期的对患者进行访视。所有患者无其他器质性疾病。两组患者均为100例，对照组中男性患者54例，女性患者46例，年龄为38―76岁，平均年龄（58.4±9.7）岁；教育组中男性患者58例，女性患者42；例，患者年龄为34―74岁，平均年龄（57.6±11.4）岁。所有患者中有143例为I型糖尿病，57例为II型糖尿病。所有患者在一般资料上无显著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且患者对本次调查的内容均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健康教育方式对患者进行教育，主要内容是对患者讲解糖尿病相关的疾病知识，并提供一定的日常自我护理方式以及注意事项，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时间具有较大的随意性，没有标准的教育方法。

教育组则采用健康教育模式，院方与患者社区相互配合，成立专门的健康教育小组，小组成员选择临床经验较为丰富的护理人员，而小组长择优选取。各个小组分配不同的社区进行负责。小组对自身负责的患者开始教育前，首先对患者的疾病资料进行研究并讨论，其主要内容包含患者的病因、生活习惯或生活方式、病情状态，保证对患者有足够的了解程度。其次，还需要对患者的相关教育内容进行完善，制定相应的教育目标和教育课程，其中内容应当包括用药指导、饮食指导、纠正生活习惯、运动指导、血糖检测等一系列内容。护理人员应当对患者进行疑难解答，针对患者不同状态对其进行教育。

1.3 评价指标。评价两组患者对糖尿病相关知识掌握水平，并调查患者在接受同期教育后的生活习惯改善状况，调查方式主要是通过我院自主编写的问卷调查方式。

1.4 统计学分析。数据以统计学软件SPSS18.0分析，以（±s）表示计量资料，经t检验；以率（%）表示计数资料，经检验，P

2.结果

教育组患者在疾病知识了解方面明显高于对照组，并且较对照组有更好的生活习惯，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对两组患者采用不同的护理方式后，对两组患者的血压值以及糖化血红蛋白含量进行检测，教育组结果优于φ兆椤

3.讨论

健康教育是近年来糖尿病治疗上一项大力推广的新型教育模式。通过针对不同患者的不同状况，制定不同的健康教育方式[3]。相关护理人员严格按照教育规章中的教育方式对患者进行教育，保证教育工作能够有一定的规则性，降低教育工作中的随意性[4]。规范化、系统化的教育方式能够保证患者对相关教育内容有更深刻、更完善的认识。

本次研究中表明，教育组患者在疾病知识了解方面明显高于对照组，并且在生活习惯上，教育组患者也更加良好，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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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付阿丹，鲁桂鸣，杨静等.糖尿病健康教育路径的临床应用效果评价[J].中国全科医学，2011，14（28）：3268-3270.

疾病预防健康知识范文2

关键词：大学生；亚健康；营养；健康

中图分类号：G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3-0167-03

一、研究目的

。相关研究表明，不合理的膳食结构和模式是导致慢性疾病发生的病因[2]。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在信息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社会不同群体，即便受过大学教育者，也很难系统地知晓不良饮食习惯是大多数慢性病发生的主因。同时由于现代社会工作的快节奏，很多职业人员都处于“亚健康”状态，如心慌、气短、全身乏力、头疼、头晕、精神不振、情绪低落、反应迟钝、失眠多梦、白天困倦、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烦躁、焦虑等症状。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定义的人群只占总人口数的15％，其中15％的人患有疾病，70％的人处在“亚健康”状态，而大学生群体中患亚健康的比例逐年增加，这应该引起学生、学校和社会的重视[3，4]。本文分析大学生饮食习惯和健康状况，旨在强调对大学生进行营养健康教育的重要性，提出科学的膳食方法，引导大学生改进不良的生活习惯和营养观念；。大学生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其脑力和体力活动旺盛，对营养需求量大，同时学习和就业压力越来越重，合理的膳食、健康的生活习惯对大学生的身体发育，学业的完成和社会的整体进步有着重要的意义[5]。如何在教学中通俗易懂地阐明饮食与疾病的关系、营养与健康的关系，使学生不仅仅是掌握营养学基本理论，同时能够将所学的理论结合实际，将营养与健康的知识运用于日常生活中学以致用，至关重要。

二、研究对象及方法

1.研究对象。本研究于2012年9～12月，对选《营养与健康》课程的176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18～22岁的大学生，其中男84名，女92名。

2.研究内容及方法。采用流行病学现状调查方法，参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6，7]自行设计《饮食与健康问卷调查表》。本次调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饮食习惯，另一部分为健康状况。共设置34个问题。被调查者以无记名方式填写调查表，当场回收调查问卷。调查时间分别在开设《营养与健康》课程前和结束该课程后。共发放问卷176份（选课的大一和大二同学），回收176份；有效问卷176份，有效回收率100％。

3.统计学处理。对收回的有效问卷进行编号，资料和数据输入Excel，对数据进行x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

4.结果与讨论。第一步是利用电脑统计软件SPSS17.0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初步筛选出具有统计学意义（P

三、结果

1.营养教育前后学生的生活习惯。分别在营养教育前后对学生的生活习惯进行了调查，其中影响因素较高的是：作息时间、运动情况、大便是否规律等5项内容，具体结果见表2。从表2可知，与教育前相比，学生熬夜习惯和大便不规律情况大大减少，作息时间不规律现象也有显著性的降低。

2.营养教育前后学生对营养认知情况。表3显示，不同性别的学生对营养知识的了解情况有显著性差异。教育前后，女生对营养知识的了解都要优于男生。

3.营养教育前后学生的饮食习惯。分别在营养教育前后对学生的生活习惯进行了调查，其中影响因素较高的是：不吃早餐、饮食搭配不合理、经常吃零食、吃夜宵等。从表4可知，营养教育后大学生吃早餐的人数明显增加，饮食注意营养搭配，吃夜宵和零食的同学大大减少。

4.讨论。首先一些学生由于学习任务重，作息时间不规律，很多大学生习惯于“开夜车”，早上起床晚的现象较为普遍，但是大多数大学生喜欢体育健身，近60％大学生健身安排有一定规律，每周保证3次锻炼，并且每次运动30分钟或以上。其次，大学生不讲科学饮食，习惯于馒头、咸菜等，根本没有考虑到每餐的质量。并且饮水量严重不足，不能满足机体的正常需要。大多数有吃零食的习惯，不正常的饮食习惯不仅造成大便不正常而且使得摄入的各种营养不均衡不能满足机体需要。并且可以看出，女生营养素摄入量个体内和个体间的差异高于男生，原因可能是女生的食物更为多样化或食物摄入不规律等造成[8]。再次，教育前对于疾病与饮食习惯的相关性了解不全面，不确切，营养与健康教育后对大学生的生活及饮食习惯均有一定的影响，对疾病与饮食和生活习惯的相关性意识具有一定的提高。

。而高校恰恰是扮演教育者的最好角色，营养知识的普及是解决大学生营养缺乏现象的根本。大学生的营养健康问题不容忽视，它是学生完成学业的物质基础[9]，整治优化大学生消费的社会环境，为大学生创造一个健康的生活和消费环境。。更加重要的是，这些良好的营养习惯对于其一生的健康都非常重要，同时还能通过他们向整个社会传递正确的营养健康习惯，为减少常见慢性病的发生做出潜移默化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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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源晖.安徽省大学生饮食习惯与营养健康调查[J].中国食物与营养，2012，18（6）：83-86.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复旦大学本科教学研究课题基金（2012）资助

疾病预防健康知识范文3

1对象与方法

。

1.2方法

1.2.1抽样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调查对象，先将1600名调查对象按年龄进行分层，然后在每个年龄层随机抽取1／4作为研究对象。

1.2.2调查方法根据调查内容自行设计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居民的饮食习惯、饮酒情况、吸烟情况、健康状况以及健康相关知识，分别于干预前后进行调查。于2011年2月首次发放调查问卷，在2011年3月—2013年2月间每3个月对社区居民进行1次以问题为导向的健康教育，在2013年2月进行教育后效果调查。

1.2.3干预方法通过调查寻找居民健康知识的需求，提出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即以问题为导向，社区医生实施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服务模式，使居民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具体方法：①建立一支富有特色的社区健康教育讲师队伍，开展居民健康问题调研，通过对不同功能分区进行设置，并对相应重点人群到不同诊疗和预防保健的场所中进行引导，并在诊疗和预防保健服务过程中主动调研居民健康问题。②做好专题宣传活动日工作，并对社区居民进行引导，进而提出一定的健康问题，及时针对问题做好相关的反馈处理。③根据患者主动提出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开展健康教育活动，并针对不同医学领域的某些健康问题，组织相关的人员，开展健康教育活动，将居民的健康需求逐渐转化为实际的需要。

1.2.4判断标准患者每日吸烟量超过5支，每日饮酒量超过50g，每日摄入食盐的量超过5g，每日摄入的肥肉超过50g，均为不良行为。

1.2.5统计分析用EpiData30软件建立数据库，用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描述主要是相对数，用（x±s）表示计量资料，进行t检验，用％表示计数资料，进行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一般情况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管辖常住居民1600名，分层随机抽取400名调查对象。其中男性有220名（55％），女性有180名（45％），最大年龄为75岁，最小年龄为19岁，平均年龄为35岁。。

2.2健康教育前后社区居民健康知识掌握情况健康教育之后社区居民健康基础知识、健康技能知识、疾病预防知识、疾病诊断知识以及疾病治疗知识的掌握均大于90％，明显优于2011年健康教育前居民的各项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

2.3健康教育前后社区居民健康知识学习态度情况干预前社区居民主动接受健康教育者占23％，干预后主动接受健康教育者占99％，健康教育前社区居民健康知识学习态度明显优于健康教育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856，P＜005）。

2.4健康教育前后社区居民吸烟、饮酒等行为因素变化情况以问题为导向的健康教育之后，社区居民吸烟行为、饮酒行为、食盐摄入量过多行为、缺乏运动锻炼不良行为、高脂饮食不良行为以及嗜咸不良行为均有所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3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常住居民在此进行健康相关知识掌握情况、不良生活习惯以及知信行情况进行调查，分析以问题为导向健康教育的影响。结果表明，以问题为导向的健康教育之后社区居民的健康基础知识、健康技能知识、疾病预防知识、疾病诊断治疗知识以及危险行为改善均明显优于健康教育之前。传统健康教育是填鸭式健康教育，没有社区居民的主动参与，医务人员自认为居民需要什么健康教育知识就教什么，主要是由专业人员以专题讲座形式进行，社区居民是被动学习；而本研究中以问题为导向健康教育是以社区居民为中心，引导激发居民的自身需求，围绕居民的卫生需求，医务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与健康服务。从研究结果可以表明，居民对自己需求的健康知识比较感兴趣，更容易接受和掌握，认识到不良行为习惯带来的严重性之后，会逐渐地改变。此模式逐渐把居民被动接受健康教育转变为主动根据需求向医务人员进行健康咨询，变以前的“教什么学什么”为“学什么教什么”的新模式，最终形成社区居民对保健知识的重要性足够认识，自觉学习和参与社区健康管理，提高防病治病意识。

疾病预防健康知识范文4

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为此，中华预防医学会发起了“营养与疾病预防”全国医生营养继续教育项目。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王陇德等人在为卫生部制作2020战略研究时，就明确提出一个建议，即先教会600万医务人员正确科学的保健知识，通过医务人员传达给老百姓。现如今的“营养与疾病预防”全国医生营养继续教育项目正是对这一个建议展开的尝试。。。

而作为这一项目的唯一协办单位，从入选、筹办到如今正式启动，葆婴公司有更多的感慨。葆婴公司在多年的经营中始终把预防疾病，提升健康水平作为企业的奋斗目标，也为此循序渐进地开展了很多项目，这与中华预防学会的理念不谋而合。从2006年起，葆婴连续6年与全国妇联、国家计生委，民政部，卫生部等部委共同举办“心系新生命――种子工程”活动，提出“优生从孕前开始”的理念，普及优生优育知识，从而降低新生宝宝的健康隐患，受益家庭达数百万。2008年，葆婴公司成立“儿童希望葆婴天使救助计划”项目，为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提供免费救助。2012年，又积极参与到‘中国西部母婴营养改善项目’中，使优生从孕前开始的理念得到更深入的体现。”

。这也就不难解释，葆婴会在第一时间了解到“营养与疾病预防”全国医生营养继续教育项目，并成为这一项目的唯一协办单位的原因。

伴随着“营养与疾病预防”全国医生营养继续教育项目的开展，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专业医生向大众提供营养指导，葆婴公司也培养了众多专注健康领域的营养顾问，他们不仅通过公司提供的专业渠道，掌握了专业的营养与健康知识，同时依据公司综合国内外众多营养专家的建议制定的产品搭配方案，向客户提供最恰当的营养食品选用建议。

疾病预防健康知识范文5

农村人口是遭遇上述疾病风险的主要群体，例如，70%～80%的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患者是15～49岁的农村青壮年劳力。然而，农村恰恰是疾病预防和健康教育的薄弱环节（卫生部，2001b）。为了保护农村劳动力，于世纪之交开始发动9亿农民健康教育运动。。）对预防服务和健康教育覆盖面的影响。；其次，通过描述统计说明农户获得公共卫生服务的情况；再次，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估算健康知识传递到户的可能性；最后，根据统计结果归纳结论。

一、抽样调查和数据

1993和1998年，卫生部曾分别组织了两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本项研究涉及到的农村宏观层面的卫生筹资、服务供给和利用状况方面的信息，大多引自这两次调查结果和卫生部公布的年度统计。然而，卫生服务调查包含的村庄和农户层面上的社会经济信息有限，不足以用来判断农户的社会经济环境对其健康风险管理的影响。因此，笔者从农户健康风险管理的角度组织了专题抽样调查。

我们的抽样调查借助于农业部农村研究中心的社会经济调查系统进行，样本为该调查系统的子样本，涉及6个省34个县。每个调研县一个样本乡，每个乡一个样本村，34个村共包括样本户2505个。调研省中，江苏和广东省属于发达地区，吉林和河北省处于中等发展水平，四川和甘肃省属于欠发达地区。省内的高、中、低收入地域，分别由1～2个样本县代表。样本乡和村的居民人均收入大致相当于所属县的中等水平。样本户都是调查系统通过随机抽样方法筛选的长期记账户。自1985年以来，样本村每年都填报社会经济状况调查表。我们得到的村庄和农户社会经济数据，即来自有关这两个层面1999年情况的常规调查表和记账结果。为了本项研究的目的，笔者还设计了县、乡、村、户四级专题问卷，随同农业部的常规调查问卷一起发放。经数据清理获得的有效问卷为：县问卷31份，乡问卷32份，村问卷29份，农户问卷2008份，包括7848人。此外，笔者还在上海、浙江、山东、安徽、江西、云南和陕西等地组织了一系列个案研究，作为抽样调查的补充。

二、几项重点预防服务的覆盖面

预防服务（预防科学研究、健康教育、营养干预和传染病防治等）的作用在于降低公共健康风险，类似国防一样具有明显的外部性，故而毫无争议地被视为纯公品(Stiglitz,1988)，并因此而被归为公共卫生服务。我们对公共卫生服务状况的评估没有依赖或卫生部门提供的数据，而是基于农户的报告。在农户问卷中，有关公共卫生服务获得状况的问题有5个：(1)“是否有乡村医生和卫生工作人员向您宣传过有关疾病防治和保护健康方面的知识”；(2)“您家是否能喝到清洁水（包括自来水和消毒处理过的水）”；(3)“您家是否参加过‘改造厕所’、‘垃圾处理’和‘修建沼气池’一类的卫生项目”；；。在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的样本户中，对第一、二、三个问题做出肯定回答的农户，即算作被这些卫生项目所覆盖。第四、五个问题设有多种选择答案，小孩在乡卫生院或医院出生的案例均归入“住院分娩”类别；小孩既打过防疫针又服过药丸的，被视为完整地参加了儿童免疫项目。

对农户回应的描述统计如表1和表2所示。这两个表分别反映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地区的农户获得服务的状况，其中有如下信息值得讨论。首先，在人均年收入低于1000元的贫困户（注：20世纪末，全国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平均水平约为2200元左右。当时，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统计局将农村贫困线设定在农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625元的水平上（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1）。此类贫困户在我们的样本中仅占4%。。）中，这几项公共卫生服务的覆盖率均低于非贫困组。这表明，贫困人口面对健康风险处于最为脆弱的地位。其次，儿童免疫在所有公共卫生项目中覆盖率最高，即使是在欠发达地区或贫困户当中，获得免疫服务的儿童也达到了96%以上。这与10年前农村儿童免疫率徘徊在85%左右的情形相比，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再次，住院分娩率在江苏省已经接近94%，但在大多数省份或收入组，这个比率还不足77%。与儿童免疫项目由免费提供疫苗不同，产妇分娩的费用全部由农民家庭自己负担。因此，严格说来，目前农村的住院分娩服务实际上还算不上公共卫生项目。只不过卫生机构以消费者预付形式推行孕产妇保健计划，提供整套的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住院分娩”才被视为这些公共干预活动中的一个环节。根据笔者在云南、四川和陕西等地贫困县所做的个案调查，促使产妇在家分娩的原因，主要是交通不便、住院费用较高（一般相当于当地农民家庭年人均现金收入）和传统习惯所致。

表1公共卫生服务覆盖率（样本户按1999年人均纯收入分组）%

附图

。

(2)各单项公共服务的覆盖率＝获得服务的户数／有效样本数×100%。

(3)这里的有效样本是指那些对问题做出回答的农户。

。

表2公共卫生服务覆盖率（样本户按所属省份分组）%

附图

注：除分组方式外，统计方法与表1相同；“—”表示没有可供使用的数据。

至于饮水设施和农户卫生设施改造项目，一般都能够体现或村委会通过改善生活条件来预防疾病的意图和努力。近20年来，农村安全饮水项目一直包含在的扶贫计划中，主要在贫困地区实施。在非贫困地区，多半由村委会投资或组织农户参与修建安全饮水设施。在表2的统计中，江苏省农户的安全饮水覆盖率低于我们的预期，这可能与当地农户只把自来水而不把压水井和水井供水视为安全饮水有关。农户的厕所改造，常常是在新建房屋时自行解决。沼气池项目虽然有改善环境卫生的作用，但主要是在那些养殖业发达而且能源缺乏的地区修建，它原本就不属于普及性的公共卫生项目。有关农村垃圾处理的事务，在各地都还没有引起和公众的充分注意。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卫生设施改造项目在绝大多数调研省和收入组的农户覆盖率都达不到50%。在这几种卫生服务中覆盖率最低的是健康教育，仅为37.6%。这表明，农村基层预防服务尚未适应流行病模式的转变（注：根据卫生部2000年对农村健康教育现状的调查，14%的村医没有开展过健康教育，大多数没有接受过健康教育专业培训；48%的学校没有健康教育课程；48%的村没有健康教育经费（参见：）。）。

三、影响健康知识传递到户的因素

健康教育与儿童免疫和产妇住院分娩这一类医疗型预防措施不同，它的作用在于通过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影响乃至改变个人行为，减少健康风险因素，因此，属于非医疗型预防项目(Phelps,1978)。健康教育的这种特性，使它能够在预防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肝炎、性病、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此外，由于这些疾病给患者家庭和整个社会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负担极为沉重，故而健康教育的作用不仅在于降低家庭风险，而且还能防范公共风险，这就赋予它以低成本高效益的特点。

健康经济学家们几乎都注意到个人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的正相关关系，并对此做出诸多解释。其中有一种解释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比较容易接触健康知识，也容易与医生交流，从而能主动寻求健康信息(Fuchs,2000;Grossman,1999)。在中国农村多数人口受教育程度低、文盲比例依然较高的情况下，如果预期或等待人们去主动搜寻和学习健康知识，就会错过预防当代流行病的有利时机。因此，以健康教育的形式把疾病预防知识和信息传递给农民家庭特别是贫困人口，可以说是当前公共卫生管理措施中的一项最佳选择。

出于这种理解，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统计分析手段，专门探寻那些显著影响健康知识传递到户的因素。表3的Logistic模型就是统计分析的一个结果。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是样本户户主对于“是否从卫生工作人员那里获得健康知识”这一问题回答构成的。这其中隐含的一个假设是户主会把获得的健康信息传播给全家。支持这个假设的事实，是包括卫生部门在内的系统重大信息，一般是借助于行政村或村民小组会议的形式传达到农户。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会议都由户主代表各户参加。此外，如果农户成员患病，有关就诊方面的决策往往也是由户主做出的。

表3健康知识传递到户的可能性估算(LogisticModel)

附图

注：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是否获得卫生工作人员宣讲健康知识的服务（是＝1，否＝0）。

*表示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分为县乡的行为、村委会的影响、农户收入、户主特征及行政村和农户区位这样几种类型。Logistic回归的结果看起来有些出人意料。我们的假定是预防支出和村委会给予卫生员的补贴越多、乡卫生院组织预防活动的次数越频繁，农民从卫生人员那里获得健康知识的可能性越大。计算结果显示，对这几个解释变量系数的统计检验都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但是，除了乡健康教育支出与农户获得健康知识的可能性有正相关关系，其他几个机构变量的影响都是负的。隐藏在这种结果背后的原因首先在于乡村基层预防工作的重点依然是防范传染性疾病，而不是开展健康教育，二者在实际的预防活动中不仅很少发挥相辅相成的作用，反而在公共卫生资源分配中处于竞争状态。其次，根据我们的案例调查，县乡财政预防支出主要保证预防人员工资的发放，预防活动经费微乎其微（注：1998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指出，1994年对农村卫生防疫站的资金投入占防疫站收入的份额为40.2%，1997年这个比率下降到34.8%（卫生部，1999:192）。）。大多数地方的防疫站和村卫生员对预防服务（如儿童免疫和孕产妇体检）收费，但对健康教育却难以收费，因此，缺少传播健康知识和信息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获得村补贴的卫生员并不必然开展健康教育活动。

我们在案例调研中还注意到，基层卫生人员除了在医疗机构张贴宣传画、出售健康教育小册子外，极少主动地向农民讲解健康知识。因此，看到这些宣传品并向卫生人员咨询的群体往往是患者或陪同家人看病的人。这就不难理解，老人和育有10岁左右儿童的年轻人相对于其他年龄组、女户主相对于男户主、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相对于文盲，更容易接触健康知识。只不过在我们的模型中，这些变量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不同收入组的农户在获得健康教育服务方面的差别是显著的。这一结果反映出如下事实：一是非贫困户对医疗服务的利用比贫困户要多一些，因而可能会更多地从医生那里获得健康知识。二是非贫困户对信息的敏感程度一般高于贫困户。村庄区位的影响，可以作为对这些情况的一个补充，即村庄距县医院越远，健康知识传递到户的可能性越小。

农户收入变量的影响曾使我们以为，在收入越高的地区，农户获得健康教育的可能性越大。然而Logistic分析表明，相对于甘肃省，广东、河北和四川省的农户获得健康教育的可能性较小。这种现象的背景在于近20年来扶贫项目从经济部门扩展到社会服务领域，一些贫困地区很可能由于来自和国际组织的卫生干预行动而在健康教育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例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的卫生援助项目，几乎都包含了改善信息管理和强化疾病预防的内容。这些项目一般由国际组织和上级联合资助。1999年，甘肃省1/2以上的样本县都获得了上级的卫生项目拨款。其中，获得拨款数额最高的是徽县，达到2816万元。这个县的公共卫生服务覆盖率也明显高于其他样本县，例如，该县样本中有96.8%的农户曾经获得健康教育。这个结果也许恰恰支持了Dreze和Sen的看法，即公共卫生服务的供给并不仅仅取决于国家或地区的收入水平。在低收入地区，通过收入再分配和公共支持，完全可能实现较为广泛的服务可及性(DrezeandSen,19)。

四、结论

从以上描述统计和分析统计结果可以归纳出这样一些结论：(1)在农村预防服务中，儿童免疫项目取得了高覆盖率的成就，但健康教育依然是薄弱环节。这表明，农村基层预防服务尚未适应当前流行病模式的转变。(2)个人变量对健康知识传递到户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相比获得健康教育服务的可能性较小。在享受其他公共卫生服务方面，贫困户的覆盖率也低于非贫困户。这些都显示出贫困人口属于健康风险较高的群体，或者说属于脆弱群体。(3)在个别低收入地区，由于上级的收入再分配和卫生干预行动，实现了较为广泛的公共卫生服务覆盖率。(4)县乡的预防支出、村委会提供的补贴和乡卫生院组织的预防活动，对卫生人员开展健康教育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激励。因此，改善健康教育现状的起点，是变革对基层卫生人员的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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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预防健康知识范文6

关键词：生存质量；社区老年人；身心健康；全科医学模式

当前，我国人群老龄化现象持续加重，以60岁为界限，60岁之上的老年人较之于年轻人，患病率极高。医学研究显示[1-2]，通常年龄越大，身体中的各器官系统的老化程度也就越大，进而身体免疫力也会变得很弱，因此老年人存在很高的患病风险。到了退休年龄之后，老年人的活动时间大部分都在社区内，为了社区老年人的健康着想，所以一定要重视社区卫生服务，加大对社区老年人的卫生服务干预力度。本文，选取本市某社区300例老年人当作本次探究活动的调查对象，以此探讨全科全科医学模式对社区老年人群生存质量水平的影响。。

1 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本市某社区300例老年人当作本次探究活动的调查对象，在这300例社区老年人中，170例男性，130例女性，年龄～80岁，平均（68.55±6.02）岁，所选的300例老年人均不存在风湿病、脏器功能不全（肾脏、肝脏、心脏）以及肿瘤疾病、慢性疾病。随机将300例老年人分成两组：全科医学组（150例）与普通对照组（150例）。在全科医学组中，84例男性，66例女性，年龄～79岁，平均（68.21±6.11）岁。在普通对照组中，86例男性，例女性，年龄65～80岁，平均（68.60±6.03）岁。对全科医学组的150例老年人实施的干预方法：全科医学模式干预法，对普通对照组的150例老年人实施的干预方法：常规干预模式。干预之后，对比全科医学组与普通对照组的生存质量。

1.2干预模式

1.2.1普通对照组 对普通对照组的150例老年人实施的干预方法：常规干预模式[3-4]，即为当老年人到社区就诊时，给予及时的观察与治疗，此外，不予以任何医疗卫生服务。

1.2.2全科医学组 对全科医学组的150例老年人实施的干预方法：全科医学模式干预法，即为实施由生理到心理，进而到社会的保健医疗干预模式。具体包括：①创建健康档案：为老年人创建健康档案，记录其基本信息、卫生健康知识、疾病构成因素、医疗情况、生活习惯、经济状况、社交状况等；②创建干预服务小组：组织全科医生，创建干预服务小组，定期对社区老年人进行药物护理、心理疏通、疾病诊断等；③实施疾病预防指导：通过在社区中发放健康手册或者进行健康知识讲座等形式，向社区老年人传授健康知识与疾病预防技能；④实施心理疏导：倾听老年人的心声，积极与老年人交流，发现心理问题，给予疏通、安慰，帮其稳定情绪，乐观生活；⑤给予社会支持：和老年人家属共同制定健康计划，并要求其严格监督老年人完成健康计划。

2 结果

干预前，全科医学组与普通对照组的社会环境、心理健康、生存质量、生理健康评分相当，P>0.05，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全科医学组的社会环境评分明显高于普通对照组，P

3 讨论

全科医学模式干预法属于一种由生理到心理，进而到社会的保健医疗干预模式，具体包括：创建健康档案；创建干预服务小组；实施疾病预防指导；实施心理疏导；给予社会支持。本文，干预后，全科医学组的社会环境评分、心理健康评分、生存质量评分、生理健康评分均明显高于普通对照组，P

参考文献：

[1]苏俊华，刘文芳.全科医学模式教育对提高医学生社区卫生服务能力的影响[J].考试周刊，2013（12）：172-172.

[2]李凤英.乡镇卫生院实施全科医学模式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2012，14（7）：419-420，500-502.

[3]包玲燕.全科医学模式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应用探讨[J].科学与财富，2011（6）：397-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