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岳阳楼与临洞庭

《登岳阳楼》与《临洞庭》

刘文刚

　　岳阳楼即湖南岳阳城西门楼,是观览洞庭风光的极佳位置。其建筑历史相当早,至盛唐而声名骤增,遂为天下名楼。文人纷至沓来,吟诗作赋,又为天下文化名楼。在多如繁星的岳阳楼诗作中,孟浩然的《临洞庭》和杜甫的《登岳阳楼》堪称冠冕之作,为岳阳楼诗之双壁。(文之冠冕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与二诗鼎足而立,可谓岳阳楼三绝。)方回说:“岳阳楼,天下壮观,孟杜二诗尽之矣。”(《瀛奎律髓》卷一《登岳阳楼·诗评》)“予登岳阳楼,此诗(《临洞庭》)大书左序

门壁间。右书

杜诗,后人自不敢复题也。”(《瀛奎律髓》卷一《临洞庭》(《望洞庭湖上张丞相》)·诗评》)现在我们就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来谈谈《临洞庭》与《登岳阳楼》。

文人登楼吟诗,使岳阳楼名扬天下。范致明说:“岳阳楼,城西门楼也。下瞰洞庭,景物宽阔。唐开元四年,中书令张说除守此州,每与才士登楼赋诗,自尔名著。”(《岳阳风土记》)岳阳楼才士的聚会,引起襄阳诗人孟浩然的极大兴趣。开元五年,孟浩然慕名往游洞庭。他认为岳阳楼文士唱和是他博取诗名的绝佳机会,更重要的是他想借机干谒张说,谋求出仕。在唐代,刺史有权利和责任向朝廷举荐人才,还可以将人才安排在自己幕中。张说地位特殊,威望很高,举荐更为有力。在古代,官吏是朝廷任命,士出仕有两条途径,即科举和举荐。孟浩然尽管德才出众,但他出身寒门,孤立无援,“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故”(孟浩然《田园作》),两条路都没有走通。所以他很希望张说举荐他。故而《临洞庭》就以热望出仕为主旋律,隐含求荐之意。“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就是全诗的主旨。盛唐是太平盛世,“圣代无隐者”(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士人都希望能出仕,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理想。《临洞庭》就鲜明地表现了盛世士人不愿独善其身,渴望踏上仕途,为国效力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古代很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大历三年冬,杜甫从漂泊到岳州。他本来想从汉江北上襄阳回洛阳,而战乱

·9·一

《临洞庭》与《登岳阳楼》都是以登览为题材的抒情诗。《临洞庭》为孟浩然献岳

州刺史张说而作,表现诗人热切希望出仕以实现政治抱负的愿望。《登岳阳楼》则是杜甫感身叹世所吟,表现贫病困顿中的诗人忧时忧国的情怀。两首诗都有着重要而深刻的思想。

开元四年,张说任岳州刺史。张说曾做宰相,是著名的政治家,也是著名文人,当时文坛的领袖。张说到岳州后,经常与

打破了他的计划,迫使他继续流浪。杜甫登上岳阳楼,眺望洞庭,更多身与世之感,悲从中来,吟出了这首《登岳阳楼》。此时的杜甫已到垂暮之年,重病缠身,又在漂泊中,远离亲友,无比孤寂,无比凄凉。“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可以说是他登楼时境况的真实记录。然而杜甫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是一个只想着自己的人,他心中时时装着国家和人民。“穷年忧黎元,吧息肠内热。”“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爱国而无力报国,忧民而无力救民,心里是最痛苦的。正因为最痛苦,爱国之情更深,忧民之情也更深。安史之乱虽然基本荡平,但战火还在北部燃烧,国家还没有完全安定。“凭轩涕泗流”,杜甫不禁痛哭,哭战乱中的祖国,也哭老病漂泊中的自己!

抒情诗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是特定时空中的产物。岳阳楼和浩瀚的洞庭湖为诗人提供了展示其写景壮物才能的机会,为诗人提供了抒发思想感情的良好场所,驰聘想象的良好空间。孟浩然和杜甫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描绘出壮美的洞庭湖,充分表现伟大而高尚的思想,注入强烈而深厚的感情,注入鲜明而浓烈的时代气氛,构成具有浓郁个性色彩的雄浑深沉而美好的意境。这种意境达到了极高的高度,使一般的岳阳楼和洞庭湖诗只能望其项背。

广阔的胸襟和宏大的才情,为全诗定下了雄健的基调,酿造了雄浑的气氛。后半首主要用比。诗用眼前洞庭湖的物事来设喻,信手拈来,皆成精妙。诗以“舟楫”喻引荐,喻出仕的途径。以“垂钓者”隐指官吏。以“羡鱼”喻对仕途的向往,又有“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弦外之音,隐含求仕之意。比喻虽多,全诗却浑然一体,而且颇具意趣。求荐要直说,是颇难启齿的,不免尴尬。而用比,表达得明白而婉曲,加上理由光明正大,故而非常得体。纪昀说:“此襄阳求荐之作。前半望洞庭湖,后半赠张相公,以望洞庭托意,不露干乞之痕。”(纪昀《瀛奎律髓刊误》卷一《临洞庭》诗批)比兴本是诗歌创作常用的手法,而象孟浩然《临洞庭》使用得这样精妙,这样有创造性的,却不多见。

与《临洞庭》使用比兴不同,《登岳阳楼》完全用赋法。全诗没有穷形极象的描写,也没有比兴的婉曲表现。从头到尾都是叙述的笔调,都是直陈。诗起调就非常质朴,“昔闻”“今上”,近乎打油,而拙中带巧,抒发了观览心仪已久的洞庭的满足之感,格高调古。写洞庭湖没有描写它的美丽,而用叙述的笔调展示其雄伟。诗写自己的老病与漂泊:“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全是铺陈,没有一字的描画,也没有半点抒情,平平道来,如话家常,却把自己老病困顿的境况写活了。接着诗陡然接入国事的陈述:“戎马关山北”。没有议论,没有感叹,但它表明诗人心里老装着它,老想着它。结尾的“凭轩涕泗流”,是强烈的感情的表达,但依然没有形容与刻画,依然是叙述的口吻。诗正是在叙述的调子中表现出诗人忧国忧民的伟大襟抱,表现出诗人强烈而深沉的感情。以往一些学者认为诗用赋法没有形象,没有诗味,这其实是误解。事实上,赋法是诗歌形象化

二

伟大的作品往往是杰出的内容与高超的艺术的完美结合。《临洞庭》与《登岳阳楼》不仅具有伟大的高尚的思想,而且具有独特的美妙的艺术。

《临洞庭》在艺术上最显著的特点是出色地运用比兴。诗前半首写洞庭湖,既是为了扣题,写洞庭的壮丽,也是为了起兴,为表现求荐出仕的主题作铺垫。洞庭湖水与天接,波涛汹涌,诗人用它来象征自己·10·的重要艺术手法。它的特点是不注重诗的语言形象化,不注重诗的局部事物的形象化,而着力创造诗的总体形象,着力创造诗的高超意境。《登岳阳楼》诗正是运用赋法创造艺术形象的典范。它已经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使人不觉其有艺术方法的存在,甚至不觉其有语言的存在,只觉得诗人的思想感情撞击着心扉。

《临洞庭》与《登岳阳楼》在艺术上也有许多共同特点,最突出的是都具有极强的艺术力度,极强的艺术美感。两首诗的景象都宏大而细腻,思想都高远,感情都深厚。而语言又非常有概括性,准确新颖,铿锵有力。《临洞庭》写洞庭湖的水气用“蒸”,写波涛用“动(或作“撼”)”,都非常生动,非常形象,非常响亮。《登岳阳楼》写洞庭湖用“坼”,写日月出没洞庭湖中用“浮”,非常奇谲,非常警拔,非常厚重。两首诗的语言可以说是字字千斤,字字千金。这就使诗具有极强的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临洞庭》和《登岳阳楼》的内容和艺术都达到极高的美的境界,它们在给读者以强烈的艺术震撼的时候,也给读者以强烈的美的享受。

伟大的艺术品总是最具个性特征的,艺术个性化的最高境界是创造出自己独特的伟大的风格。《临洞庭》的艺术风格是宏大清远,婉曲秀逸。《登岳阳楼》的艺术风格是雄浑渊深,苍凉悲壮。两首诗虽然都产生于岳阳楼,却象长于同一花坛的春兰秋菊,经行于同一天空的太阳与月亮,其形象不同,其内涵不同,给人的感受也迥异。

华的艺术表现,也是诗人素质的艺术表现。《临洞庭》和《登岳阳楼》都是以洞庭湖为背景,展现了完美生动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临洞庭》展现的是一位青年才士急切寻求出仕机会的形象。他才华出众,有兼济之志,希望在太平盛世干一番伟大的事业。而他已近“而立”之年,必须谋求举荐,尽快踏上仕途。《登岳阳楼》塑造的是一位老病的寒士忧国忧民的形象。他早年就有政治抱负,自比稷与契,想安邦治国。然而他的政治理想并没有能实现,安史之乱后,更历尽漂泊与困苦。但是,他的爱国爱民的拳拳之心始终没有变。在重病漂泊中,他仍然深深为国家的前途忧虑,而死神正在一步步向他走近。一年多以后,他就与世长辞了。《临洞庭》主题触及的是仕与隐的人生道路问题,《登岳阳楼》的主题涉及的是人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士在人生道路上都要面对的,而孟浩然和杜甫对两个问题作了出色的回答。他们给予士人的不仅仅是结论,他们在回答中充分展示了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的心里活动,他们的感情。因而《临洞庭》和《登岳阳楼》打动读者的,便不仅仅是作品的思想,还有作品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即诗人的形象,他的生活经历,他的伟大的人格,他的杰出的才华。

诗歌是时代的产物,平庸的时代很少产生伟大的诗歌,伟大的诗歌往往是盛世或乱世的产儿。《临洞庭》和《登岳阳楼》是盛唐文化的结晶(《登岳阳楼》还应该加上说是中唐社会的产物)。孟浩然和杜甫都生在盛唐时代,盛唐的时代精神哺育了他们,盛唐的文化滋养了他们。盛唐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盛唐时代的人心胸开阔,眼光远大,多才多艺,积极有为。盛唐文化是千汇万状,博大精深,异彩纷呈,美奂绝伦。孟浩然和杜甫都是盛唐的精英,盛

·11·三

伟大的抒情诗都有美好鲜明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这形象就是在特定的生活背

景下(即诗所表现的环境),诗人人格和才

唐文化的代表,他们的诗都充分体现了盛唐的时代精神和文化风韵。故而《临洞庭》与《登岳阳楼》底气特别足,格调特别高,韵味特别美。这就使产生于其他时代的岳阳楼和洞庭湖诗难以企及。《登岳阳楼》尽管作于大历时期,由于诗人的素质是盛唐时代养成的,故其内容与艺术都远远高于大历才子诸作之上。

名作流传不衰的秘密在于,它们以高超的艺术形象地回答了人生最经常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探讨了有关人生价值的一

些重大问题。《临洞庭》表现自己对人生道路的选择,表现自己奉献社会的追求。《登岳阳楼》表现自己的忧时忧国情怀,表现诗人把国家前途看得高于一切的思想境界。不同时代的人在本质上仍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尽管岁月流逝,产生《临洞庭》与《登岳阳楼》的社会与时代已经根本发生变化,但诗的主题仍然得到异代人们的认同,引起异代人们的共鸣。《临洞庭》与《登岳阳楼》具有不朽的价值,永恒的魅力。(作者地址:四川大学古籍所　6100)

责任编辑　周维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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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砂、姹女(汞)以及灵芝、获苓等是否全为纯医药的理智活动,多次写及葛洪是否只是与避乱有关,也就都不难回答了。

三、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杜甫的思想并不只是单纯的儒家正统观念,同时还受到包括释、道在内的各种思想的深刻影响,其中道教及道家的一些观念意识在其思想深期存在。在与李白相识之前,既已有之,与李白分别之后直至终生亦并未完全消除,只不过因不同历史阶段和环境而有隐显之别罢了。因此,不能说道家观念在杜甫思想中不占什么地位,更不能说只是“昙花一现”,“暂时”受李白影响。

2.本文探讨杜甫与道家之关系,揭示其道家思想成分,旨在以此撕下人们长期以来贴得太多的“每饭不忘君”的纯儒标笺,从一个方面说明其思想性格的丰富多样性,但并不就此以杜甫为“道家面貌”,

亦不否认“致君尧舜”的儒家理想在其整个思想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

3.杜甫思想中的道家成分可谓糟粕与精华共存,其影响亦是消极与积极兼备,但更多地偏于积极良好方面,这其中如性情的真率、狂放、崇尚自然,以及诗歌艺术风格的斑斓多彩,都吸取了道家的丰富营养。因为博大精深的杜甫人格精神本身就是兼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理想道德凝聚而成。“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这正是诗人心中充满“出世”与“入世”矛盾,理想与现实冲突的真实自诉,也是其与常人情感相通、共鸣可亲之处。而经过痛苦的抉择,诗人汲道家之营养,却未遁隐入道,所选取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关注民生疮痍的心路历程也才更弥足珍贵,饱经忧患的“笔底波澜”方更真切地传达出时代的脉博与世间的欣乐悲愁。比起所谓自始至终笃于人伦的愁苦呆板面孔来,其突出的诗史价值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不知要高出几许。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学院中文系　邮编:610041)

责任编辑　曾亚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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