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批评

2019-06-19

⼆⼗世纪九⼗年代初始于美国的⽣态⽂学批评(Ecocriticism)是在全球环境危机⽇趋严重的情况下产⽣的。它旨在探讨⽂学与⾃然环境的关系。美国⽣态⽂学批评的主要倡导者和发起⼈彻丽尔·格罗费尔蒂(CheryllGlotfelty)指出，如果说⼥权主义批评从性意识(gender-con-scious)⾓度考察语⾔与⽂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批评把⽣产、经济、阶级的意识纳⼊⽂本阅读，那么，⽣态⽂学批评是把以地球为中⼼的思想意识运⽤到⽂学研究中，探讨⽂学与⾃然环境之关系。(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将⾸先简述美国⽣态⽂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态⽂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美国⽣态⽂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态⽂学批评这⼀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世纪七⼗年代。1972年，约瑟夫·⽶克(JosephW.Meeker)在《⽣存的喜剧：⽂学⽣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学⽣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学作品中的⽣物主题进⾏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学与⽣态学：⽣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先使⽤了ecocriticism这⼀批评术语，提出“把⽣态学以及和⽣态学有关的概念运⽤到⽂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提出“⽣态诗

学”(ecopoetics)、“环境⽂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研究”(greenstudies)，或“绿⾊⽂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多数⼈倾向⽤ecocriticism这⼀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且“eco”这⼀前缀强调⼈类社会与⾃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学：资料，⽅法和⽂献资源》

(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九位讲授⽣态环境⽂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的是要在⽂学领域促进⼈们对⽣态⽂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年《美国⾃然⽂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态⽂学研究的短⽂、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态⽂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1986年⾄今，美国⼈⽂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态环境⽂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态批评读者：⽂学⽣态学的⾥程碑》，第32页。)同时，⼀些⼤学开始把⽣态⽂学列⼊课程，作为现当代⽂论的⼀部分，受到学⽣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态批评：⽂学研究的活⼒”(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学与环境研究学

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类和⾃然世界关系的⽂学思想与⽂学信息的交流”，“⿎励新的⾃然⽂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学的学术⽅法以及跨学科的⽣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届全美⽣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与此同时，第⼀份正式的⽣态⽂学研究刊物《⽂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的是“从⽣态环境⾓度为⽂学艺术的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然及对⾃然描述的思想、⼈/⾃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

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九⼗年代中期以后，⼀些⽣态⽂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态批评读者：⽂学⽣态学的⾥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态学及⽣态⽂学理论、⽂学的⽣态批评和⽣态⽂学的批评。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学与环境：⾃然与⽂化读本》

(LiteratureandEnvironment:AReaderonNatureandCulture,1999)收集了长短不⼀的⽂章⼀百多篇，以⼩说、诗歌、散⽂、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类与动物、⼈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库帕(LaurenceCoupe)主编《绿⾊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态批评》(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2000)，从“绿⾊传统”、“绿⾊理论”和“绿⾊读物”三⽅⾯论述了⽣态⽂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2001年间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态诗⼈》(SustainablePoetry:FourAmerican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Bate)的《⼤地之歌》(TheSongoftheEarth,2000)、帕特⾥克·穆菲的《⾃然取向的⽂学研究之⼴阔领域》(FartherAfieldintheStudyofNature-OrientedLiterature,2000)、戴维·梅泽尔(DavidMazel)的《美国⽂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作》(WritingforanEndangered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intheU.S.andBeyond,2001)把⽣态⽂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态批评的专著以外，近年来有关⽣态⽂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们的关注。例如，在“⽂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在爱尔兰举⾏了议题为“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召开研讨会，讨论“⽣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化和环境”，重点研讨⽣态批评、⽣态诗学和⽣态⼥权主义。“⽂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在波⼠顿⼤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美国⽣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到⽬前为⽌，短短的⼗多年中，美国⽣态⽂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阶段主要研究⾃然与环境是怎样在⽂学作品中被表达的。⽣态批评家认为，许多作品中描写⾃然的⼀个陈旧模式是：⾃然要么被描绘成伊甸园般⽥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处⼥地，要么是瘴⽓弥漫的沼泽地或⽆情的荒野。⽣态⽂学批评的第⼆阶段把重点放在努⼒弘扬长期被忽视的描写⾃然的⽂学作品上，对美国描写⾃然的⽂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及其风格体裁等作了深⼊的探讨和研究。美国描写⾃然的作品是以描写⾃然为取向的⾮⼩说创作。它有着成果累累的过去和充满活⼒的今天。从⼋⼗年代末到九⼗年代初，美国出版的描写⾃然的作品选集有⼆⼗多部。作为⼀个⽂学流派，它源于英国吉柏特·怀特(GilbertWhite，1720—1793)的《塞尔波纳的⾃然史》

(ANaturalHistoryofSelbourne,1760)。这⼀写作传统通过亨利·索罗(HenryThoreau,1817—1862)、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玛丽·奥斯汀(MaryAustin,1868—1934)、艾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1907—19)等延伸到了美国，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态批评兴起的领先⼈物。利奥波德的“⽣态中⼼论”(ecocentrism)思想后来成为环境主义者的⾦科⽟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可以说是⼀座丰碑，是⼈类⽣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态学新纪元的开始。转⽣态⽂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种⽣态诗学，通过强调⽣态系统的概念，加强⽣态⽂学批评的理论建设。⽣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已取得了不少成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

思想。例如，“环境伦理说”(environmentalethics)或“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philosophy)对⼈与⾃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探讨；⾮⼈类中⼼说主张⾮⼈类存在物，如物种、⽣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类对它们负有直接的义务；施韦策(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命”论和泰勒(PaulW.Taylor)的“⽣命中⼼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的对象扩展到整个⽣命界，构筑了以“尊重⾃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克利考特

(JBairdCallicott)的主观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RolstonШ)的客观价值论，特别是奈斯(ArneNaess)等⼈提出的“深层⽣态学”(deep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态⽂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近⼏年来，伦纳德·西格杰、乔纳森·巴特、帕特⾥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等从现当代西⽅哲学家和⽂论家那⾥吸取思想精华，运⽤⾦、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罗兰·巴特等⼈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态诗学，把⽣态⽂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个新的阶段。在《持续的诗篇：四位⽣态诗⼈》⼀书中，西格杰批判了后结构主义语⾔理论对当代诗歌和⽂学批评的影响，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仅仅把批评的⽬标放在语⾔、⽂本和话语上，似乎⽂本以外就没有⾃然环境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西格杰把批评的⽭头指向西⽅哲学中的⼆元论思想，强调⽣态诗学的理论构建应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思想为基础。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先是个⼈的存在，个⼈存在是⼀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

是“我”的“在”的结果，必须在⼈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意义，失去了确定性。西格杰认为，在今天全球⾼度信息化、科技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不平衡的形势下，⽣态诗学的任务⾸先是要⾯对全球环境恶化这⼀基本事实，要以⼈的⽣存为本。西格杰还试图从梅洛·庞蒂有关现象学的论证中探索⽣态诗学的理论基础。梅洛·庞蒂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把⾃⼰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他指出，现象学就是对本质的研究。所谓“本质”，并不意味着哲学要把本质当作对象，只是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观念性的场所”。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就是我们的体验；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切思想和我的⼀切外观知觉的⾃然环境和场所”(注：蒋孔阳：《⼆⼗世纪西⽅美学名著选》，上海：复旦⼤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西格杰发现，梅洛·庞蒂的论点为⽣态批评家提供了⼀个有效的批评模式，即把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体，不能机械地或⽤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体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态诗学的研究要超出传统西⽅哲学中主观/客观⼆元论的思想。

乔纳森·巴特在《⼤地之歌》中也应⽤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观点，进⼀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1991)中陈述的浪漫主义⽣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有关论证“⾃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然状态”论和“返于⾃然”的思想与“深层⽣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致的。巴特全⾯论述了从⼗⼋世纪到当今的⼩说和诗歌。他在《⼤地之歌》的前⼆章中把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毕晓普相并⽴，以独特的视⾓探讨了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然作家”的⽣态意义。(注：JonathanBate,TheSongofthe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31.)

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构建⽣态诗学理论。布伊尔试图淡化⾃然与⽂化的界限，认为⽣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然与⽂化的关系着⼿。穆菲试图重新调整当今⽣态批评界的⼀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国⽣态批评界对美国少数裔⽣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态作家及⽣态⽂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多是像梭罗的《沃尔登或林中⽣活》之类的⾮⼩说作品，⽽涉及⽣态环境主题的⼩说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说在环境保护⽅⾯起的作⽤丝毫不亚于⾮⼩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年⽣态⽂学研究的重点。尊重⾃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然作品中，⽽且在不少现当代⼩说家的叙事⼩说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和唐·德⾥罗(DonDelillo)分别在《⽩⾊噪⾳》(WhiteNoise，1985)和《兔⼦休息了》(RabbitatRest，1990)中从不同的⾓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态环境的关注。德⾥罗的《⽩⾊噪⾳》除了表现当代⼈惧怕死亡这⼀主题外，还通过对⽣态环境的描述，特别是通过对某⼀旅游景点(⼀旧牲⼝棚)、超市⾷品、化学毒⽓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现了在后现代⽂化背景下的美国乃⾄整个⼈类赖以⽣存的⽣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然和⽂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复制”⽽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andsimulations)，并最终因发⽣“错位”⽽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休息了》从侧⾯描写美国作为⼀个“后⾃然”(postnatural)国家，其⼤地所拥有的资源差不多已被消耗⼀空了。在⼩说的结尾，已五⼗五岁的主⼈公“兔⼦”哈利·安斯特罗姆眺望佛罗⾥达州⼀处疗养地的风景时，他透过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败和污染。在这些“危险的风景”(riskscape，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杜撰了这⼀词，来形容空⽓中漂浮的毒⽓对⾃然风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榈树由于遭受⼲旱⽽枯死，看到蓝⾊的天空被“喷⽓飞机喷出的烟雾所污染”，看到“紫外线正把⼈体的扁平细胞烤成癌细胞”，看到“空⽓中弥漫的烟雾使⼈难以呼吸”。(注：

JohnUpdike,RabbitatRest,NewYork:AlfredKnopf,1990,p.501.)如果说⼗九世纪的西⽅⽂学反映的是⼀个把⾃然当作医治⼈们精神创伤的社会，⼆⼗世纪的西⽅⽂学描写了⼀个把⾃然看成是经济源泉的社会，那么，当代美国⽂学作品中的⾃然描写所揭⽰的正是⽐尔·麦肯⽐(BillMckibben)所说的“后⾃然世界”(postnaturalworld)。在这个“后⾃然世界”⾥，⼈们对⾃然的需求仅仅是表⾯上的，尽管⾃然有时会激起⼈们的怀旧思想，有时会使⼈产⽣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它已经与实在的东西(theReal)⽆关。

尽管⽣态批评家为了创建⽣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但⽣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有⼈在。《美国现代语⾔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的玩意”(“hugthetreestuff”)。(注：LaurenceCoupe,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New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但多少说明⼀些问题。三、⽣态⽂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态⽂学批评⼀直就⽂学与⾃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态⽂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映⽣态环境意识、⼈应该如何对待⼤⾃然、⼈在⾃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样⼀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然与⽂化的关系?当代⽣态⽂学批评研究的⽅向和思路是什么?⽣态批评是不是⼀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态⽂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便达到⼀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

⽣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类⽂化与⾃然世界密切相关。⼈类⽂化影响⾃然世界同时被⾃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然与⽂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种⽂学和⽂化批评，⽣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学来重审⼈类⽂化，进⾏⽂化批判，探索⼈类思想、⽂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决定⼈类对⾃然的态度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态的危机。正如乔纳森·莱⽂所说，“我们的社会⽂化的所有⽅⾯，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存的独⼀⽆⼆的⽅式。不研究这些，我们就⽆法深刻认识⼈与⾃然环境的关系，⽽只能表达⼀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学如何表现⾃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分析所有决定着⼈类对待⾃然的态度和⽣存于⾃然环境⾥的⾏为的社会⽂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学研究结合起来。”(注：转引⾃王诺：《⽣态批评：发展与渊源》，《⽂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化是如何影响地球⽣态的”(注：JonathanLevin,“OnEcocriticism(ALetter)”,PMLA114.5(Oct.1999),p.1098.)。著名⽣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临的全球性⽣态危机，起因不在⽣态系统⾃⾝，⽽在于我们的⽂化系统。要度过这⼀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化对⾃然的影响。……研究⽣态与⽂化的历史学家、⽂学批评家、⼈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化变⾰，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种理解恰恰是⽂化变⾰的前提。”(注：DonaldWorst,TheWealthOfNature:EnvironmentalHistoryandecologicalImagination,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p.27.)

⼆⼗世纪九⼗年代中期，对⽣态⽂学批评发展趋势的思考和讨论就开始成为热点。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们已经意识到后现代乃是⽣态学的时代，只有⽣态智慧才能使⼈类⾛出困境。⽣态批评家⽤⽣态眼光看世界的同时⾃觉地⽤⽣态的眼光看⽂学。乔纳森·莱⽂最近指出，根据近年来美国出版的⽣态专著，美国的⽣态批评家可分为两⼤阵营。⼀是“现实主义”⽣态批评家，⼆是“社会建构主义”⽣态批评家。(注：JonathanLevin,“BeyondNature?

RecentWorkinEcocriticism”,ContemporaryLiterature,Vol43,No.1,(Spring2002),p.175.)这两⼤阵营所体现的研究思路主要是从传统的西⽅哲学思想和现当代西⽅哲学理论中寻求批评的源泉和养料。他们在⽣态哲学思想的启⽰下，把⽣态⽂学批评置于⾃然——社会——⽂化这个⼈类⽣态系统中进⾏全⾯考察，⼒求建构⼀种既展⽰⽂学批评本⾊⼜体现综合⽣态精神和⽣态价值观念。同时，他们把对⾃然⽣态的关注扩⼤到社会、⽂化甚⾄⼈类的精神领域，明确肯定⼈类⽣存的整体的⽣态性质，把⽂学批评置于⼈类⽣态系统之中进⾏考察。⽤⽣态的眼光看⽂学，必然要重新审视⽂学与⾃然的关系，充分重

视⾃然对于⽂学的本源性意义。“尽管作为⼈类⽣命基础、⽣存环境和实践对象的⾃然已被社会中介化了，但它并不因此消失其⾃然本性。⾃然之所以能⽣成为⼈，是因为⾃然本来就存在并⽣成着属⼈的本质。”(注：曾永成：《⽣态学——⽂艺理论建设的当代课题》，《成都⼤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48页，第47页。)⽂学作为⼈类对⾃⾝⽣态进⾏审美调节的活动，⼀开始就打下了⾃然的深刻烙印，并⼀直把⾃然作为永恒的创作源泉和审美原型。⽣态思维对⾃然与社会、⽂化和⼈性的⽣态性整合，必将带来对⽂学与⾃然关系的新认识。

美国当代⽣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把⽣态学定位为“终极的科学”，因为“它综合了各门科学，甚⾄于艺术与⼈⽂学科。”他指出，“尽管⽣态学可以被视为⼀门科学，但是，它的智慧⽐其他科学更深，也是压倒其他科学的，有着普遍意义的。”(注：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向荒野》，长春：吉林⼈民出版社，2001年1⽉，第82页。)罗尔斯顿所说的“终极”决不是“终极真理”的意思，⽽是就其⼴阔的涵盖性和问题指向的深度⽽⾔的。笔者认为，就⽣态批评⽬前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还没有充分的理由说它已经到了“终极”的地步。但罗尔斯顿把⽣态学定位为“终极的科学”，⾄少有以下⼏点理由：⾸先，⽣态学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由此必然提升到对⼈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关注；其次，⽣态学已把社会和⽂化置于⾃然这个更具本原性的⼤系统中，把⼈与⾃然的⽣态关联视为社会和⽂化问题的深层内涵和动因，并从⾃然⽣态寻求⾛出⽣存困境的深刻智慧；再者，⽣态学把其他科学在⼈类⽣态系统中加以融会和整合，以纠偏补弊，使之在互补互动同优化⼈类的⽣存条件，并把⼈本精神融注于⼀切科学，把关于⾃然的科学与关于⼈的科学融合成⼀门科学，从⽽确⽴起⼀切科学对⼈的⽣成的终极关怀；最后，随着⽣态学对有机体和⼈类⽣态系统中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的⽣态机制和意义的全⾯认识，尤其是“对信息与精神的⽣成性联系的揭⽰，⼈与包括⾃然在内的物质世界之间的精神关联即精神⽣态问题⽇益受到重视”(注：曾永成：《⽣态学——⽂艺理论建设的当代课题》，《成都⼤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48页，第47页。)，这就使⽣态学跃上⼈性这⼀⽣态⽣成之巅，具有⼜⼀层终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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