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小说中的隐喻形式
[摘要]沈从文在他的小说世界构筑了一个庞大、缜密、繁复的隐喻网络系统。隐喻，在沈从文的眼里，不仅仅是一种语词转换的修辞行为，更是用以传达人类理解世界、解剖生命符码的哲学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小说中的隐喻以语言的方式呼应着文学进入哲学的永恒诉求，在语义的转换之际“指引理性不断进行自我超越”，从而成就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一种颇具典范的文学型态。
[关键词]沈从文小说；隐喻；转换
在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小说中，存有一个庞大、缜密、繁复而又不失秩序的隐喻网络系统，它不仅通过语词转换使小说叙事文本呈现精致、细腻的纯美之感，更上升为一种探究世界本源意义的哲学行为。笔者无意于沈从文小说中隐喻形式的技术分析，而着力研究由这个隐喻网络系统阐发的思维方式与认知结构，一种人类理解世界、解剖生命符码的语言表达形式。
一
隐喻理论肇萌于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他从修辞学的角度阐释隐喻：“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它物，这个词便成了隐喻词，其应用范围包括以属喻种、以种喻属、以种喻种和彼此类推。”即是说，隐喻首先是一种语言行为，它涉及名称之间的转换，打乱语词的组织结构，以某种有预谋的“偏离”创造一种新的秩序使读者得以领悟与体认。尽管在《修辞学》的开头亚里斯多德就声明要把修辞学放在逻辑学的范围内并通过逻辑学对之予以考察，然而，仅仅是从语词的层面考察隐喻决定了他隐喻理论的狭隘性。至19世纪，如丰塔尼埃所说，“除了形象化表达还是形象化表达”成为古典隐喻学信守的唯一箴言，逐渐走向衰落甚至被称为“已死的学科”。
理查兹认为，语言就如雪莱所言“从根本上讲是隐喻的”，更进一步说隐喻包含着某种语言学过程：“用最简单的公式来说：当我们使用隐喻的时候，我们是让关于不同事物的两种观念一同活动，并且用一个词或词组加以支撑，其意义是这两者相互作用的合力。”隐喻保持了在语词中同时起作用的不同事物的两种观念，其意义就是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隐喻不再是涉及语词的简单转移，而是思想之间的交流，即语境之间的和解与合谋。注重隐喻的整体功能，“思想”介入隐喻的转换过程，这意味着隐喻理论开始走出古典修辞学长期笼罩着的阴影，走向意义理解的新的阐释空间。
隐喻更是一种借文学语言运作的哲学行为，不断更新的语义过程喻示着人类文化心理结构和实践方式的衍变历程。故此，保罗·利科从哲学诠释学的角度提出：“我们既要在语词的层面，也要在句子的层面，更要在话语的层面去解释隐喻。”隐喻包含了某种信息，因为它“重新描述”了现实。在小说文本中，叙述者正是通过运用隐喻话语的主体间向度和对话向度，对读者予以巧妙的暗示与引导，而传达他为之精心勾勒的文学图景的全部信息。隐喻“渗透了语言活动的全
部领域并且具有丰富的思想历程，它在现代思想中获得了空前的重要性，它从话语的修饰的边缘地位过渡到了对人类的理解本身进行理解的中心地位”。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沈从文营造了一个令万千读者心向往之的文学“故乡”，当我们一次次身不由己、心甘情愿地返回并沉溺于他的湘西世界时，凝眸于他作品意义空间的阅读欲望在“过度诠释”之下逐渐消退，另一个亟待关注的视点逐渐浮现于眼前——隐喻。要想自由地穿梭于沈从文小说中的话语空间颇为艰难，因为真正的读者需要时时停驻于隐喻设置的深邃语义，无论是个别词语还是整个文本构造的象喻系统。在沈从文的小说世界里，似乎尤其需要纳博科夫所说作为一个优秀读者的“敏感的脊椎骨”，才能触摸到其庞大、精密、繁复的隐喻网络系统蕴藉着的意义脉络。
隐喻在沈从文的小说俯拾即是。首先从文本整体构造的隐喻意味，如《边城》从空间的维度俯瞰一个西南边陲小镇的世情变迁；《长河》从时间的维度默察某一地域的人情历变；《渔》写兄弟俩为毒鱼沿河而上。这仅是故事的外壳，月光下蜿蜒曲伸的河宛如那位见证种族残杀的古庙老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条历史之河、意识之河，启示后人思索那些曾如野菊花般灿烂开放而迅速凋零的生命意义。不单如此，沈从文还善于在文本内部构造由两个世界的对比形成的张力，如《边城》碧溪砠黄狗相伴的祖孙俩的桃源世界与镇上吊脚楼边饮食男女的物质世界；《旅店》中屋子内商人们因生计而劳于赚钱的生存困境与窗外少男少女们适情任性的浪漫之夜的强烈对比；《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等篇中洞里自然纯朴的野花世界与山下久被习俗浸染的伦理社会的巨大反差。
而《三三》一文的构思更为巧妙，隐喻设置的视野非常宏阔，小说通过象征性的语言旨在解剖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滑入“堕落趋势”的症结，但三三、白脸少爷两个人物形象不是作为少男少女的摹本予以刻画，相反，他们各自负载着沉重的历史文化象征意味。三三与白脸少爷有缘相遇却无疾而终的故事寄寓着乡村中国遭遇城市中國难以消弭的裂痕：乡村人对城市文明的梦幻趋于破灭，大自然的灵药无法救治城里人的疾病，因为他患的已是第三期痨病。
《边城》当然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经典文本。无论是叙事的节奏，用情的浓烈，还是气氛的渲染都足见作者投诸的心力与情感，沈从文自己也不曾掩饰对《边城》的得意：“这作品原本近于一个小房子的设计，用料少，占地少，希望它既经济而又不缺少空气和阳光。”这个看似描写西南边地一个小女孩凄美的爱情故事的文本，蕴蓄着极为深刻、丰厚的文化意味与哲学意味。在这里，我们暂且悬置《边城》中众多繁复的意象，仅就“渡船”这一隐喻载体作一深度解读。
在《边城》中渡船的隐喻义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含义。首先，渡船与碾坊相对。渡船象征粗茶淡饭的清贫的生活方式。爷爷买回一肩货物只需一吊六百钱；而碾坊象征富足安逸的上等人生活方式，单包工就需七百吊大钱。其次，渡船意味着与翠翠的纯洁自然的爱情，碾坊则意味着与乡绅女儿基于金钱与物质之上的功利婚姻。碾坊虽然不是横在傩送二老与翠翠心中的障碍，但事实上这座碾坊是酿成翠翠爱情悲剧的一个重要因素，傩送二老究竟会选择渡船还是碾坊，成为爷爷至
死未解的心头郁闷的根源。最后，渡船将祖孙俩的桃源世界远隔于那个充满了货物、色彩与喧闹的城里世界。翠翠生活在青山、竹篁与冥想之中，渡船对过渡人来说是走向茶桐、走向川东的重要途径，对翠翠来说则是她与爷爷生活的意义所在。城里纷繁热闹的那个世界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如果说茶桐是中国西南边陲的一座边城，那么祖孙俩生活的空间就是茶桐这一边城中的“边城”。更重要的是，渡船是祖孙俩组成的残缺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叙述者有意将其人格化使之化为翠翠生命中的一部分，在文本的叙述过程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在故事的第七节有一段祖孙俩关于进城的对话，翠翠因心疼爷爷一人守船寂寞而不愿进城时：“……但人太乖巧时，祖父有点愀然不乐了。见祖父不再说话，翠翠就说：‘我走了，谁陪你?’祖父说：‘你走了，船陪我。’翠翠把眉毛皱拢去哭笑着，‘船陪你，嗨，嗨，船陪你。爷爷，你真是……”爷爷，我决定不去，要去让船去，我替船陪你!”’在这段对话中，叙述者将渡船予以人格化，它不仅胜任陪伴老人、消解寂寞的职责，而且可以替代翠翠进城购物。在翠翠的眼里，渡船与塔，与狗，与山风，与翠竹，融合成一个像诗，像画的生命世界。不仅如此，渡船在平常人的眼里看来无甚意义，但对祖孙俩来说是他们借此传达对生活乃至生命信念的重要表征。在早于《边城》两年之前的小说《静》中也有渡船的相关描写，两相对照，我们可以看出更多深长的意味。
如果说沈从文在《边城》运用的是如西洋画般浓墨重彩的表现手段，那么在《静》里运用的则是如中国山水画般清雅素朴的的手法，试看在《静》中有关渡船的描写：“这渡船宽宽的如一条板凳，懒懒地搁在滩上。……守渡船的人，这时正躺在大坪中大石块上睡觉。那船在太阳下，灰白憔悴，也如十分无聊十分倦怠的样子，浮在水面上，慢慢的在微风里滑动。”句式简单，表意明净。而在《边城》中有关渡船的描绘：“渡船头竖了一枝小小竹竿，挂着一个可以活动的铁环，溪岸两端水槽牵了一段废缆，有人引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船上人就引手攀缘那条缆索，慢慢地牵船过对岸去，船将拢岸了，管理这渡船的，一面口中嚷着‘慢点慢点’，自己霍的跃上了岸，拉着铁环，于是人货牛马全上了岸，翻过小山不见了。”笔法细腻，言有尽而意无穷。
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渡船，不是因为形状体态的差别，而是“神情气质”上的相异，虽然写作的年代相近，故事发生的地域背景也相似。原因在于渡船人对同一职责所持态度相异以及文本语境中所设置的氛围不同。《静》写女孩岳珉一家为逃避战乱而暂居乡下，日日等候父亲和哥哥的消息，可日子一天天过去，不仅父兄杳无音讯，而且母亲日益病重，十四岁的岳珉只有常常躲到晒楼上借看风景聊以排解心中的烦闷。与四处盛开的桃花、随风飘荡的风筝反衬的是渡船“十分无聊十分倦怠”，船夫慵懒且好发脾气，摆渡时不是船夫说话“像吵架似的”，就是过渡人“互相在船上吵着”，而“划船的可一句话不说，一摆到岸，就把篙子钉在沙里”，完全是一副不理他人只顾赚钱的冷漠情状。
而《边城》中的渡船俨然是一个生机盎然的好“家伙”。叙述者为我们详尽地介绍引渡的具体设置，虽然简陋但很周全，老船夫对过渡人亲切关怀、细心呵护，无论是上岸时善意的提醒还是执意拒绝过渡人给钱的可爱神情，都充分体现对这份薄职的虔诚与热情。在《静》中，船与人、人与人呈现的是一种纯然的客观关系，故而笼罩在文本中的是寂静得令人窒息的沉闷气氛；而在《边城》中，船与
人、人事与自然皆融为一体，渡船、白塔的命运与故事中人物的命运息息相关，雷雨之夜渡船冲走、白塔倾塌、老船夫溘然长逝同时发生并非简单的巧合，而是寄寓着叙述者对人事变迁、自然凋败的深深的喟叹与感慨之意。这种借自然景物来开拓故事叙述空间、传达叙述者内心丰富情怀的隐喻手法，让人不禁联想到19世纪英国诗人马修·阿诺德的《致玛格丽特》一诗：“是啊：在孤岛的、生活的大海，遥相呼应的海峡在我们之间阻隔，点缀着无边的、水的荒野，无数个我们就这样孤独地生活。”物人相系，情意相结。
(二)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小说形态比较五四时期已渐趋成熟，文体意识自觉程度的普遍加强、审美理念的客观把握成为各种小说流派努力追求的目标。作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重要流派，京派也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学理念与审美风格。“距离”是京派小说的一个核心范畴。倡导审美需持一定“距离”源于京派文学批评奠基人朱光潜，他从克罗齐的直觉论中嵌入布洛的“距离说”，认为审美是“情趣的意象化”，而这一意象化的关键在于保持或创造某种审美的“距离”，对观照对象采取一种“龄静的旁观”，他说“诗的情趣并不是生糙自然的情趣，他必定经过一番冷静的观照和融化冼炼的工夫。……诗人感受情趣尽管较一般人更热烈，却能跳开所感受的情趣，站在旁边来很冷静地把它当作意象来观赏玩索”。对此，沈从文从创作的角度也提出保持情感“节制”的“抽象的抒情”：“我总觉得诗应当是一种比较精选的语言文字，在有的方式上加以处理的艺术。……容许于小小篇章包含一些较深的观念，倘若作者真有这种观念。也容许用它来解释一种抽象原则或表现一种具体事实。”
沈从文执著于小说的“诗化”效果，坚持写小说时要精心建构“处理故事”、“处置文字”的每一细节，要像“写唐人绝句”般反复斟酌，而作者的主观情感要经过反复沉淀，滤去杂质，出于这样的艺术信念，隐喻成为沈从文最喜爱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在沈从文看来，隐喻的选用与择定不是一个简单的修辞学范畴问题，而是意欲将两种思想或两种观念予以完美对接的思维表达方式，故而沈从文竭力主张“含蓄”的笔法：“应当极力避去文字表面的热情……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表现的。”于平淡中见深意，于素朴中见绚丽，唯其如此，方成“恰当”。
而沈从文小说的语言文字之所以能成就雍容、含蓄而“恰当”的风范，彰显一种独特的隽永、雅致、别有意味的的风格，主要源于对中国古典诗学精神的潜心研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现代转化。在《短篇小说》一文中，他从创作的角度多次强调作者要“从过去传统有所学习，从文字学文字”，并且断言对“传统艺术空气”的吸收与感悟将关乎作者自身思想，他说：“若是一个短篇小说作者，肯从中国传统艺术品取得一点知识，必将增加他个人生命的深度，增加他作品的深度。”回溯中国文学批评史，虽未像西方那样形成一以贯之的研究传统，但有关隐喻的功能始终未曾离开文论家的观照视野。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认识到隐喻的审美修辞功能，“春秋笔法”即是以微辞曲笔的形式出现的委婉蕴藉的写作风格。至西汉，刘向在《淮南子·要略》
篇中明确指出隐喻的文化阐释功能：“假譬取象，异类殊形，以领理人之事。解堕结细，说捍，搏困，而以明事埒事者也。”意思是借用比喻来选取对象，联系不同的种类和形体，领会人世间事物的要义；揭开纽结，解释疑团，阐明百事变化的征兆。及至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有专篇《比兴》论析：“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即是说，无论是阐明事理还是传达情感均离不开隐喻这一表现手法。而倘若综观卷帙浩繁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作为隐喻主要形態的“引譬连类”更是一种基本的话语方式，而隐喻的载体多为山川草木等自然景物。如在《诗经》中，《小雅·南山有台》《斯干》《节南山》等诗中，皆以“山”为起兴；毛传、郑笺均以“山”为“君之德”，以山之高大、物产之丰厚比附“人君有盛德”；又诗三百篇中，多以树木喻宗族之亲，如《王风·葛蕌》序云：“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诗云：“緜緜葛蕌，在河之浒。”笺云：“兴者喻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施，以生长其子孙。”将草木鸟兽等自然现象作人伦世界、理性世界沟通的媒介，体现出中国古典文学一种朴素的人文关怀思想，即重人间、重俗世精神的表征；另一方面，物我不分，人神沟通，虽则源于原始初民对宇宙万物世界的迷惑，但从人类学家的观点看来，由物观人、由人观神就是人类探究生命本源与归宿的重要途径。
由此观，沈从文对小说中系列物象的人格化乃至于神化是大有深意存焉的。一方面，“用这较高领域中的形象和图景去把较低领域中的意义表达出来”(黑格尔语)可以提升语言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沈从文希望借召唤天启的方式昭明隐藏于现实世界之外的某种“神性”，但为了保留理性与自我，他仅能把这启示的瞬间投射到神话叙事序列的无限延伸及延宕之中而寄之以对生命、自然乃至于整个宇宙“静默”的庄严情怀。因此，沈从文对语言文字的纯粹形式及其诗性效果的信念和“敬畏”，与其仅仅被视作对现代小说风格技艺的偏好，毋宁说，它开启了艺术家对现实的想象闳域。其由缜密繁复的隐喻构成的湘西世界，在呈现出一个异彩纷呈的文学世界的同时，引领我们进入抽象玄思的哲理世界。
后现代叙事学家玛丽—劳勒·莱思认为：如果说语言是通过隐喻置换来扩展的，那么这种置换是通过一套无法进行词源分析的核心词汇来进行的；而且一旦一个隐喻进入共同的语言环境，很快就可以成为叙述者内在的叙述行为并衍变出新的隐喻。从隐喻主体的角度看，人类的语言、文字、认知乃至本体生存都具有转换生成的隐喻本质。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小说中的隐喻以语言的方式呼应着文学进入哲学澄明之境的永恒诉求，在语义的转换之际“指引理性不断进行自我超越”(康德语)，从而成就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一种颇具典范的文学型态。
